在宋代，瓷器艺术已经达到了一种宁静典雅、含蓄自然、清新质朴的完美境界，如同春水明月，绿云薄冰，引人深思。人们不仅惊叹于其完美之处，也渴望探索背后隐藏的精神世界，这是理解宋瓷精神的钥匙。
郑樵在《通志》中提出“制器尚象”的观点，他认为制作器物既为了实用，又有所取象，即寄寓某种意义。而《易经》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宋代瓷器则体现了中国艺术中最高境界——道与器合一。
随着偃武修文政策和文化教养氛围的盛行，以及大力推崇和发展道教，宋代社会充满了对内心世界反视与自省的呼声。这种转变使得人的审美情感得到了过滤和提纯，最终将人的追求提升到对宇宙人生细腻品味及历史领悟的层面。
以梅瓶为例，其小口、细颈、肩部圆润收腹敛足，使它如玉立美少女般娇艳而不轻佻。梅瓶讲究曲线与直线交错变化，与唐代大型弧线造型形成鲜明对比。唐代追求外向博大，而宋代则倾向于内敛静默，这正是老子的无为观念及理学思想在陶艺上的体现。
除了造型，还有釉色装饰也体现了这一哲学。在追求釉色自然之美时，人们鄙弃繁复纹饰，将天青作为最高赞赏标准，因为它代表着自然本真状态，“天法道”、“道法自然”。冰裂纹虽然起初是工艺中的缺陷，但被巧妙地转化为一种独特风格，有如冰开裂后的纹理气势磅礴变化无常。这正是在宋人心目中对于残缺转化为美的一种表达方式。
总结来说，老子的“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思想在宋瓷中也有所映射——通过简洁精致的大尺寸收缩趋势，让人们更加注重意态神韵和典雅平淡。在装饰方面，不断强调去除繁缛，以免失去本真状态，为的是呈现出一种浑然天成、天衣无缝的情趣。
最后，在钧窑花盆这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最直接地展现了这个过程——从原料到烧制，再到冷却，每一步都像是自然规律作用下的结果，没有一点人为痕迹，只剩下那份超越世俗凡尔赛，更接近宇宙间普遍存在的事物，那就是古老而又永恒不变的心灵情感与审美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