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瓷器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它们宁静典雅、含蓄自然、清新质朴，如春水明月，绿云薄冰，引人遐想。人们既赞叹其完美，也探寻背后的精神世界，这是理解宋瓷精神的钥匙。郑樵在《通志》提出了“制器尚象”说，他认为人们创作器物既为了实用也为了寄寓某种意念。《易经》中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宋瓷则体现了中国艺术中的最高境界——道器合一。
随着偃武修文国策的实施和文化教养氛围的浓厚，以及对道教深入发展的推崇，社会文化得以繁荣。在这种背景下，宋代的人们将瓷器不仅视为日常生活必需品，而且作为传播思想与文化的手段。因此，他们赋予了宋代瓷器以更高层次的意义，使其成为道家的理念与审美情趣的载体。
战乱频仍后，由于无数次失利和外交上的挫折，让人感到无可奈何，但同时也促使他们转向内心自省。这时，无为观念及理学思想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将人的审美情感过滤到极致追求内心世界，而非外部物象或激烈的情感表现。
修文偃武政策和疆域收缩导致的心灵内向，使得宋人的审美更加注重意态神韵和典雅平淡。梅瓶这样的作品，以小口细颈、圆润肩部收腹敛足展现出一种娇艳却不轻佻、娇答又含羞的端庄妩媚气息。这正是对比唐代大型弧线造型追求丰满效果的一种反响，同时也是对道家返璞归真的体现。
通过梅瓶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摆脱了物役心的情况，使心灵得以解放净化，并达到人与宇宙融为一体的境界，即道家的境界。此类作品体积适中，便于手触环视，可随时拿来玩赏，这正映射了理学意义上心性与生理相互排斥消失，从而实现生命力的自身追求。
釉色装饰方面，则展现出老庄美学在宋代得到进一步阐扬的一面。在这种环境下，对自然之美崇尚至上，不仅追求釉色的天青色调，更鄙弃繁缛纹饰，以朴素自然之美作为最高标准，最终达到了浑然天成天衣无缝的地步。
总结来说，在道家思想影响下的宋瓷崇尚天然真实，不喜人工雕琢，而是追求自然朴素，如同晚霞般烂漫且多变的小巧钧窑最能代表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