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帝王术作为一种政治智慧和治国策略，其实质是帝王如何运用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国家的稳定。这种术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派别，而是根据时势、环境和个人的喜好而变化的。在探讨帝王术是否更倾向于法家还是道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这两大思想体系，并分析它们在不同朝代中的应用。
首先，让我们从法家开始。法家以韩非为代表，是一种强调法律、制度以及权力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关键在于严格的法律与制度，以及对官员进行严格控制的手段。这正是为什么许多史料中提到的“刑罚重”、“赏罚明”等词语，它们都是法家的核心理念之一。例如，秦始皇采用了一系列苛刻的法律，如推行井田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以此来确保粮食供应；同时，他也设立了严密的监察系统，以防止官员腐败。
然而，在道家的眼里，这样的做法却是不够人性化，不符合自然之道。在《老子》、《庄子》等经典著作中，提到过“无为而治”，即通过放松管控、减少干预来实现社会秩序。这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治国哲学，它追求的是内心世界的平静与外部世界的一片和谐。
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乱频发，中央集权加强，对外扩张压力增大，因此越来越多地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并融入到行政管理中。而儒家则更加注重仁爱、礼节以及德行，这些都与道家相悖。但在当时，也有着大量的人才被招募进政府，其中包括一些流亡海外学习经验丰富的人才，他们带回来的知识包括西方哲学及其他文化，使得汉朝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大门开启之地。
随后进入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影响深远，对政治产生了显著影响，如唐太宗贞观年间推崇“政事清简”的政策，便体现出了一定的佛教色彩。而宋朝则出现了一批文人墨客，他们提出“君子之交不过三人”的说法，这其实也是对政治生活的一种批判，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于个人自由与责任感日益增长的心态。
到了清末民初，这两个思潮又重新浮现出来。一方面，有像康有为这样的现代新式宪政理论者，他们主张学习西方民主宪政，从而改变传统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则有像梁启超这样的兼容并蓄者，他们尝试将儒学、孔孟之道、中医药等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为中国近代化提供理论支持。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及毛泽东时代。他虽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的理解很独特。他曾经说：“我对孔子的尊敬超过任何人。”这是因为他认为孔子的教育原则如诚信、孝顺具有普遍意义，可以用于指导革命斗争，即使是在极端残酷的情况下也不失其价值。此外，他还曾一度使用过所谓的小农经济政策，即鼓励广大人民回到家庭农业生产，从而打破旧社会结构，一举两得既解决了土地问题，又巩固了党的地位——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实验，用以检验他的领导方式是否适合中国发展道路，以及这些方法能否促成社会变革，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目标。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帝王或领导层为了应对当前形势，将不同的哲学理念融入到自己的治国策略中去。在这个过程中，“天子”们不断地寻找最适合自己时代需求的答案，而这一切背后的哲学探讨就是我们今天研究对象——帝王术，是法家还是道家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