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祥
《马蹄》开篇即言马之本性：食草饮水，奔腾欢悦，活得悠然自得，颇具风骨。伯乐一来，从此汩没性灵。庄子用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动词，为我们刻画了一幅幅真实到近乎残酷的伯乐治马画面：“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 之、渴 之、驰 之、骤 之、整 之、齐 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荚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马儿身上遍是伤痕，死者过半，受尽苦难与折磨的幸存者，也只能在鞭子下和车套中苟延残喘，度过丧失尊严的余生。而这一切，只为了伯乐的一句“我善治马”！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不曾考虑过其他生物的喜怒哀乐，更何况对它们所承受的情感世界？人作为万物灵长常以万物为我而生，用万物为我所用自居，即使善于识马如伯乐，也不能适应动物天性的需求，而是通过暴力使其服从，以“善治”换取牲畜生命。
老子的感慨是痛心于当世，并非无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庄子的批判也是一种痛心，无端空穴来风。他质疑的是人们如何将个体内在的情感与外界强加的事实相结合，以及这种结合是否合理。
韩愈因士不遇知音，对世上真正理解动物的人感到叹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 马，其辱于奴隶人手，如糟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也是对人类对于动物使用方式的一种反思。在这里，“常”指的是没有被发现或被利用到的那部分，它们既不是非常珍贵，也不是完全无价值，是一种平庸状态，这正是很多人的处境，他们虽然存在，却无法发挥最大的潜能，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的“伯乐”。
徐悲鸿笔下的自由奔放，那种精神正是人类所需要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人被束缚于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被迫失去了追求个人兴趣和情感表达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于像陶渊明这样的思想家抱有一丝同情，他梦想着一个纯真的原始社会，在那里，没有阶级差异，没有压迫，每个人都能自由地生活。
庄子的理想国是一个不存在纷争的地方，在那里，“彼民有常性”，即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与百姓安详美好宁静自适相处。他期盼的是一个能够让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现的地方，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能实现自我的发展，没有外部力量干涉，就能达到真正的心灵满足。
卢梭认为野蛮人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善，所以不会作恶。然而，我们现代文明的人却因为知道了什么叫做善，却变得更加复杂化，我们之间甚至可能会因为不同的理解和要求而产生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如何才能保持我们的内心世界清净，使我们的行为符合自然规律，同时又不要违背伦理道德标准？
最后，让我们回到那片忘机而狎，与物相感，以和平共处的小小天堂去寻找答案吧。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我们会逐渐明白，要回归自然本性，就是要超越那些束缚我们的仁义礼法，让自己的心灵自由飞翔，就像那个冰清玉洁神人的境界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