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我随团到意大利学习，并参观了几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遗迹。宗教对意大利的建筑、艺术和历史的影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罗马和意大利的兴衰，跟宗教的兴衰有着特别的关联。 在接纳教之前，罗马人的宗教基本上继承了古希腊的多神教。可以说，罗马的宗教是一种公共的宗教、大众的宗教和的宗教。通过参与各种宗教活动，罗马人培养了公民之间的感情和凝聚力，也培养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和他们对罗马国家的忠诚。罗马的强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国家宗教。 罗马宗教中好动、好战、好胜的一面，在后来的教中几乎完全不见了。从信仰多神教到信仰教，罗马人的心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罗马最开始只是指罗马城，而古罗马城的核心只有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在卡比托利欧山和帕拉蒂尼山之间。仗着好勇善战，仗着他们处理内部斗争的高超的妥协技巧，罗马人在对外战争中几乎战无不胜。但是，随着罗马的扩张，罗马人对自己的命运反而越来越失去了控制。尽管罗马人不断将公民权扩大到先前征服的民族，但要保留原有规模和程度的公民参与，实际上是越来越难了。 这样，随着帝国的扩张，罗马宗教在帝国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于是，本来热心于国事的罗马人，开始更多地关心他们的个人命运，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贵族和将军们对皇位的无耻争夺，军队的哗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这些都不再跟老百姓相关，因为老百姓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教宣称全世界只有一个真神，凡信仰耶稣的都能得救。这种普世主义的新宗教，恰好利用了罗马帝国造成的“天下一家”的感觉；而它对个人灵魂永生的肯定，又恰好迎合了帝国人民的迷茫心态。 就是这个在罗马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宗教，在罗马帝国后期（313年以后）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这首先不是因为某个皇帝（比如康斯坦丁）的重视，因为皇帝之所以承认教，恰恰是因为民众特别是军队早已皈依了教。受到皇帝的支持当然有助于教的扩张，但教的生命力实际上在老百姓心中。也正因为如此，西罗马帝国的崩溃（476年）并没有终结教的影响。 日耳曼人（蛮族）的入侵不仅使苦难中的罗马人更加信仰教，也使教成了罗马文明的传人，成了先进文化的代表。同样信教的东罗马帝国派兵支持罗马教会，反对日耳曼人对西欧的统治。在这场合作中，罗马教会的作用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当东罗马帝国无力支援西部教会的时候，罗马教会就试图联合那些较早教化的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的一支）。751年，教会为法兰克国王丕平加冕，丕平投桃报李，于754年和756年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了教皇的敌人，将罗马城及周边地区“赠予”教皇。从那以后，教皇就成了西欧中的一方重镇。 日耳曼人各部落分割西罗马帝国以后，西欧在上很少有统一的时间，意大利本土也直到1861年才获统一。但是在宗教上，西欧人都逐渐皈依了教。尽管天主教会没有上和军事上的能力统一意大利或西欧，但教皇却总能利用手中的宗教权威，找到一个有实力的保护者。法国、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这些先后称霸西欧的强国，都曾经向教皇提供军事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襄助，以换取教皇的赞扬或加冕。 公元622年以后，伊斯兰教的兴起和扩张逐渐威胁到西欧和东罗马帝国这片信仰教的地区。阿拉伯人向北攻占了东罗马帝国在中东和君士坦丁堡以东的地区，向西攻占了整个北非，并进入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南部。伊斯兰教的扩张也给教皇带来了机会。1095年，当东罗马帝国难以抵挡穆斯林化的土耳其人的进攻的时候，教皇回应东罗马皇帝的求助，号召西欧所有徒发起对穆斯林的圣战，目标是收复圣地耶路撒冷。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徒军队，于次年的8月 15日（圣母节）从法国和意大利出发，穿过君士坦丁堡，对伊斯兰世界发起。1099年，十字军攻陷了耶路撒冷，在圣地建立起了教政权。 今天矗立在罗马人民广场上的人民的圣玛利亚教堂，就是教皇为庆祝这次胜利而下令修建的。这个教堂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受到众多艺术大师的青睐，它现在的门面出自贝尔尼尼之手，而它的圆顶则由拉斐尔的“创世图”所装饰。 也就是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开始，罗马教皇在西欧的声望和影响进入巅峰时期。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压力，西欧没有一个力量可以充当教世界的共同领袖。教皇巧妙地填补了这个空白，并借机扩张天主教会的势力：教皇可以宣布将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人逐出教会，以此压迫各国统治者满足教会的要求；天主教会可以收取什一税，以奉养神职人员；天主教会的法庭按教会的法律判案，任何徒都可以在这里寻求保护。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已经俨然是一个君主，他通过组织严密的天主教会对西欧各国施加影响，并搜罗大量的财富供教会使用。教会敛财的最赤裸裸的手段，就是向徒出售“赎罪券”。 我们参观的很多教堂，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修建或者扩建的，因为这个时期教会最有钱，意大利最有钱。比如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及其周边建筑中的最珍贵的艺术品，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创作。而现在的圣彼得大教堂，也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建造的，其资金来源就包括“赎罪券”的销售。正是这一轮“赎罪券”推销，激起了马丁路德的公开批评，并由此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 因此，不客气地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天主教会不仅代表着高超的建筑、雕塑和绘画艺术，也代表着、贪婪和堕落。天主教会从最开始的穷人庇护所，演变成了富人俱乐部。捐钱建造教堂、资助艺术家在教堂里创造雕塑和油画，这成了文艺复兴以后有钱人和主教、教皇们炫耀自己身份的特殊方式。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也得以死后葬在著名的教堂里，继续享受上帝的保佑。 然而，就在它最富裕、最辉煌的时期，天主教会却面临着衰落和解体。此后发生在西欧各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因天主教会的贪婪和而起，并极大地削弱了天主教会的权威和影响。也正是从宗教改革开始，西欧各国（包括意大利）逐渐摆脱罗马教皇的影响，演变成独立的民族国家。 多神教曾经使人口不足百万的罗马城独霸地中海，教也曾经使手无寸铁的天主教会称雄西部欧洲，并在西欧面临穆斯林等外敌入侵时屹立不倒。但罗马帝国还是衰亡了，天主教会最后还是威风扫地了。究其原因，则强大者既非多神教，也非教。强大者，人心而已，宗教只是凝聚人心的外壳。当古罗马人还能在罗马国家宗教中找到认同、归属和权益的时候，罗马就能强大，因为罗马的强大也就是罗马人的强大。当教还属于穷人，还在关心人间的苦难、呵护人间的正义的时候，教会就有号召力，就能成为西欧的领袖，就能让王公显贵匍匐在自己座下。但是，当那些灵魂的拯救者居然以上帝的名义掠夺民间财富供自己享乐的时候，教还能在哪里找到真心的信徒呢？ 休谟说，宗教的魅力不在于理性的论证，而在于信徒们情感上的依托。信哉斯言。当天主教会还能寄托人民的感情时，即便理性证明不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当人民的感情已经散去，或者甚至站在了对立面，理性的证明还能挽回什么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