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周易参同契》作者传承问题的进一步梳理和考证中，我们发现了多个疑点，需要通过深入分析来解决。以下是我们针对《参同契》下篇提出的三个关键问题及其可能的答案。
首先，对于彭晓注本所引述的魏伯阳真人的身份和其与徐从事、淳于叔通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进行更细致的考证。根据彭晓注本中的描述，魏伯阳是会稽上虞人，与徐从事有师生关系，而淳于叔通则是由魏伯阳传授给他的。然而，这种直接联系是否符合史实？我们需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此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
其次，我们需要审视阴长生注本中的说法，即徐从事为北海人，而魏伯阳并未亲自见到他，但淳于叔通曾侍奉徐从事。这一说法是否可信？它如何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以及它对于我们理解《参同契》的作者传承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后，我们还需关注容字号无名氏注本中的观点，即凌阳子传授给徐从事，再由徐从事传给淳于君，然后再由淳于君完成了三卷书籍。这一版本与前两种版本有何不同？它们各自代表着什么样的历史记载或文化背景？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应参考玄光、刘知古、葛洪等人的旁证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有些提供了关于《参同契》的创作背景和作者身份的一些线索，但也存在一些争议和缺陷。例如，葛洪认为魏伯阳是吴人，这与后来的文献记录不符；刘知古引述了一段出自抱朴子的文字，但这段文字似乎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参同契》的创作过程。
在唐代，《云笈七笺》收录了多种有关《参同契》的著作，其中包括葛洪、张玄德、彭晓、陶植以及阴真人的作品。这些建立在不同时间层面上的文献提供了丰富的地质信息，可以帮助我们重建早期丹家对《周易参同契》的认识。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旁证，如陆德明引用虞翻对“易”字下“日月”的解释，以及颜氏家训中提到的“人负告”这一造字故事，它们都可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但这些旁证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比如颜氏家训中提到的“人负吉”，究竟该词是否正确，以及郑珍所说的汉碑造作迼等，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在追溯 《周易 参 同 契 》 的 作者 传 统 时 候， 我们 需 要 从 多 个 角 度 来 考 察 这 本 经 典 的 历 史 地 位 和 文 化 背 景，以 获 得 更 全 面 的 理 解。此 外， 还 应 当 遵 循 汪 启 明 先 生 对 各 家 注 释 的 系 统 梳 理 和 鉴 定，以 确 保 我们 对 这 部 曾 被 称 作 “ 万 古 丹 经 王 ” 的 神秘经典持有的态度既权威又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