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宗教管理的法制化进程中，虽然法律和行政法规为宗教活动提供了规范，但实际操作中，行政干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法制—行政二元模式”，即法律框架存在，但实际执行力度和效力受到行政部门的影响。
这个模式导致了一种情况，即法律上的自由与限制并存。在理论上，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而《刑法》、《民法通则》等法律对宗教活动有所规定。但在实践中，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些规定往往被视作是需要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释和执行。因此，尽管有了相关的法律基础，但具体到实施细节，如是否准许建立新的宗教场所、如何控制外国势力的干涉等问题，其决定权还是主要掌握在政府高层或其代表机构的手中。
这种状况意味着，在中国目前的宗教管理体系下，对于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以及保障社会多元性，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以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相应的尊严和自由。这不仅关系到个体信仰生活，也涉及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以及全球性的宗教平衡与共生。因此，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且透明的环境，让各类信仰能够在合理范围内发挥作用，同时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