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信仰的本质特征与宗教之争探究
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民间信仰这个概念一直是学术界和公众讨论的话题。然而，这个话题并非新鲜事物，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宗教学专业第一任教授姊崎正治于1897年提出的。姊崎将“民间信仰”定义为日本民间存在的与正统组织化宗教相异的信仰习惯，这种理解不仅包括了“原始宗教残存”和“自生性信仰”，还包括了“组织宗教衍化、曲解、混淆”。这种分类反映了东亚社会宗教信仰的一些独特特点，并且很快就被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等引入中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其意义随着时代而演变。
近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和政界纷纷将“民间信仰”这个概念继受过来，将其特指那些不属五大宗教范围、以小庵小庙为载体的神祇，以示其与会道门有直接干系的区别，从而为民间信仰拓展合法生存空间。在农村地区，“小庵小庙”的供奉对象主要包括天神、地祇、人鬼以及物灵，其中部分佛道神灵也融入其中，但总体上这些供奉对象都具有古代礼教制度下合法祭祀对象的地位。
从以上所谓“民间信仰”的现象中，我们可以抽象出一些内涵：民間於基於本民族原始宗教崇拜，不斷汲取其他形態成分積淀演化形成一套神靈崇拜觀念及習慣儀式制度組織方式。這種現象既表明它與創生的先知型傳統不同，也顯示出它在心理根源上的共通性，即人们根据各自需求找到相应神明，而这对于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虽然现代国家可能倾向于将各种精神传统划分为创生性（如先知型）或原生性（如非先知型），但实际上这种划分并不完全准确。例如，在印度，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度教应该被视作一个创世纪级别的情感系统，而不是一个由某个人物所创立的情感系统；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他们对待神道一样，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情感体系。但是在中国，大多数精英们似乎不愿意承认这些草根传统拥有同等的地位，因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符合西方模式的现代国家，从而打压这些传统并试图用更加正式和规范的手段来管理社会生活。
因此，当我们探讨是否应当将中国的人类行为称之为“宗教”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行为如何满足人类的心理需求，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社会结构。这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比如何能平衡个人自由与集体秩序？又如何确保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都能得到尊重？
总结来说，对于是否应当将中国的人类行为称之为"人民中的无为方能无所不為" 在社會中的「無為」哲學探討，這是一個複雜且充滿爭議性的問題，它牽涉到了對傳統文化認識、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平衡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身份認同等多個層面。此外，這種討論還反映了中國當代社會對自身傳統價值觀與現代生活方式間關係處理的一種試圖。而從歷史角度來看，這種尋求平衡也是東亞地區長期以來的一項嘗試，它體現在了一系列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心靈實踐中，並且通過這些實踐來塑造並維持社會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