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尚法 唐代一朝书法艺术，以楷书成就最高.南北朝魏碑楷书和唐代楷书，是中国楷书艺术的两大派系，代表着中国楷书风格史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风格美。当代书学界有识之士曾对二者作比较研究认为:“前者(魏碑)如璞玉，粗糙而自然;后者(唐楷)如名器，精美而雕琢。唐楷扬弃了一切不规范的东西，使其成为单一、程式化了的书法形式。而魏体正是保留了大量未被扬弃又未经雕琢的原始材料，充满了生气和奇趣.”(王玉池主编《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这段论述，可谓当代书法学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尊魏卑唐”及其流风的矫正作出的重新品鉴.唐人顺应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在晋人楷书和魏碑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楷书艺术，形成了“唐人尚法”的时代格局。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尚法的结果确实带来了唐楷“程式化了的书法形式”，但这“法”不是消极的东西，更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法，就是法度、规则、书法的形式规范。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晋人作书虽然注重法度，但他们是循理生法，用法潇洒自如.唐人则循法求古，用法谨严，在法度的范围内抒情达意， 书法被称为“法”，可见“法”对于书法的重要作用。追溯唐书尚法之源，应该说是从隋开始的.陈、隋间书法家释智永，这位王羲之的七代孙，一生专嗣右军书法。在书法实践上他示人以“永字八法”.此法在当时及后来成为书人学习楷书的准则，无疑对初唐书风影响极大，开了唐书尚法的先河. 唐王朝建立以后，大一统的时局带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盛唐士人更是一洗六朝玄虚颓唐的精神状态，代之以胸襟宽广、意气恢宏、充满了蓬勃向上的豪情.诗歌与书法是他们最适宜表达胸中壮气的艺术，从而成为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然而，格律严整的唐诗风范是与尚法的书风相通的. 唐书大兴尚法之风，既是书法的自律性历程进人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又是其特定时代条件使然。具体表现在:一是帝王的重视，国家的提倡，以书为教，以书取士，设立书学，对书法还规定必须合乎“楷法道美”的要求;二是楷法、碑刻的风行，严守法式的唐代楷碑标志着中国书法史上第三次碑刻，唐代尚法意识，深深根植于楷法以及碑刻实践的肥沃土壤里;三是书学理论的导向，唐代不少书家写出书著，其中研究“法”的特别多，且趋于系统化，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尚法的审美标准;四是和书艺的尚法书风互为呼应的唐代诗歌也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步人探索法则的历程。书法在如此文化背景和诸多外部条件的激励下，形成唐书尚法的群体主导倾向，绝不是偶然的。 具体而言，“唐法”一方面体现于初唐书坛对晋人和魏碑楷书作进一步完善的努力.初唐四家中、欧阳询书“得晋规矩”，“法度严整”、“人以为法气虞世南书“得智永笔法为多”，小楷“足为楷法”;褚遂良书“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薛樱“于书得欧、虞、褚、陆(柬之)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这是唐书尚法阵容严整的开端。另一方面则是盛唐颜真卿于“二王”法外求法所作出变法的成功，以至晚唐柳公权“唐法”.书法“至中唐，法度森然大备”。颜真卿是变法的杰出代表。欧阳修《集古录》评其书:“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苏轼《孙萃老求墨妙亭诗》中称:“颜公变化出新意，细筋人骨如秋鹰。”初唐书法守法多于变化，而颜真卿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不但能守法，而且能变古法，自立新法，成为一代楷则。至于柳公权，学晋人书 法，结合初、中唐诸家笔法，自成一格，因而“书法与世楷模”。可见，唐人尚法体现了守法与变法的统一，既不求法脱，又不为法束，既统一于法，又多姿多彩.若对唐代书法尚法的群体风格美作概括总结，可谓法度森严、端庄整伤、筋骨强健、雄秀劲媚。作为后世习书范本的欧体、颜体、柳体，最典型地代表了有唐一代“尚法”的三个时期的风格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