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荀悦，以字仲豫，颍川人。自幼聪慧好学，因家贫无书，每到人家，遇书即读，过目成诵。十二岁时，我能说《春秋》，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因见阉官用权，我托疾隐于家中。当时人不了解我，只有从弟荀彧特别称赏钦佩我。
汉献帝时，我应曹操征召，进入镇东将军的军府，历任黄门侍郎、累迁秘书监、侍中等职。我与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献帝宫中，旦夕谈论。献帝以《汉书》文繁难懂，便命我用编年体改写。我乃依《左传》体裁，用辞约事详之笔，为《汉纪》30篇，被誉为“辞约事详，论辨多美”。
此外，我还著有《申鉴》5篇，对现实的评论，对谶纬符瑞的讥刺，都切中时弊，是西汉以来政论文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我的文章风格上，有明代何孟春所言：“其论政体，无贾谊之经制而近于醇，无刘向之愤激而长于讽”，可窥一斑。
然而，在我的法治思想方面，我认为制定法制、实行教化是治国治民的基本手段，“政之大经,法、教而已”。主张教与刑，都要先简后繁，“教初必简”,“然后责备”；“刑始必略”，“然后求密”。如果开始就规定出繁杂的礼仪，或开始就制定出繁密的法令，都难以遵守或执行，这叫做“设必违之教”的“虚教”或“设必犯之法”的峻刑。
在君臣关系上，我认为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我持儒家性三品说，将人分为君子、中人、小人。认为君子不会触犯刑律，因此只需施以礼教荣辱，“化其情”即可。而小人的心性不同，不会因道德引导而改变，因此必须使用桎梏鞭扑才能制止其犯罪，这叫做治其刑。
对于复仇问题，我主张避仇有科，即杀害父、兄弟、从父、从兄弟的人，如依法规定躲避他处，即不可复仇；如果不躲避，则可复仇；但仇人的行为若由公命行止者，则不能算做未依法躲避。
总结来说，《后汉书·荀悦传》称我另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其中多佚，但明代张溥辑有《荀侍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此外，还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文始堂刊本，其中包括了对我的主要学术思想和作品评介。在法律思想方面，与曹植并提，其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并给予了今后政治理念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