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帝王术的运用无疑是治国理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家和道家作为两大思想流派，对于如何治理国家、管理百姓以及实现长远发展，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和实践方法。那么，帝王术究竟是法家的还是道家的呢？这一问题，让我们从几个历史案例中去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施的一系列改革。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文化措施，都是典型的法家理念体现。在《管子》、《韩非子》等法家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与秦始皇时期相呼应的治国原则，如“严刑峻法”、“重农抑商”、“尊儒抑墨”，这些都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和强化国家控制力而采取的手段。
然而，如果我们再深入观察，这些措施背后的逻辑也符合道家的自然之仁与天人合一思想。在《老子·至圣无名篇》中提到：“夫唯有恒其德，而不变夸；能使民以足，为之对乐，以直养而益之。”这正反映了秦始皇试图通过罕见的大规模工程如长城建设，以及稳定社会秩序来达到“天下为公”的目标，即所谓的“顺应自然”。
接着，我们可以借鉴明朝初年的朱元璋即位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朱元璋推行了一套严格的法律体系，如断送死罪犯于海边，不留遗尸给恶鬼吃，这种做法显示出明显的法家的特点——恐吓手段以维持秩序。不过，在处理官员腐败问题上，他却采用了比较宽容的大义之心，比如宽赦过失者，并且注重礼仪修身，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体现了道家的宽厚仁爱。
此外，一些学者认为，清末新政中的戊戌变法也是一个结合了两者的过程。康有为提出的“新政”，包括立宪、开矿、新税制等，是一种急需变革并适应时代变化的心态，但同时，它也充满了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及整合的一片热情，这正好体现出了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的情况。
总结来说，“帝王术是法家还是道家的”问题，没有绝对答案，因为历代帝王在施政时往往会综合多个思想流派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此外，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每个时代都可能出现不同程度地倾向于某一方或两方面的情形。而最终目的，无论是通过严厉法律还是寓意深远的话语，最核心的是要实现社会稳定与国家繁荣。这一点，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被不断地证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