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伦文 信息来源：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土家族是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及其周边部分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人口有802万。然而，由于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语言文化靠口传心授代代传承，802万人中懂得土家语和用土家语交际的人却是很少的部分。这样庞大的民族人口却少有人讲本民族语言，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除了满族以外就是土家族了。到底还有多少人能用土家语交际，现在还是个谜团，没有人说得清楚。 笔者有幸参加了《土家族语言文化研究》课题调查，2003年5月，7月，2004年4月走访了永顺、龙上、保靖三县保留土家语的一些核心乡镇和村寨，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估计，懂得土家语或知道一点土家语的土家人有10几万人，真正仍用土家语作为交流语言的可能不足10万人。按国际标准，使用人口10万以下的为濒危语言，无疑土家语已属于濒危语言，并且濒危程度正在加剧。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从社会变迁视角对土家语濒危化作出分析。 一、土家语使用历史变迁在历史上土家族曾经是单语社会，只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接触汉文化，懂汉语汉文，至迟在改土归流前还基本是这种状况。元始实行土司制度，那时只有少数土官懂得一点汉语，绝大多数土家人操本民族语，姓名制度都还未汉化，从一些史籍和地方志中能看到许多土家语姓名，如《土司薄》记载，南渭州土官有彭驴总可宜、彭驴恕可宜、彭始祖俾清、彭若即送等，后来的土家族地区的方志中的土司世系表里还有很多土家语姓名。封建中央王朝规定“土人不许出境，汉人不许入峒”，实行土汉隔离政策，使土家族地区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土家族与汉族交往极为有限，只有少数土司上层与外面有交往，略通汉语文。 明朝统一全国以后，土家族土司纷纷内附，仍沿袭土司制。但明季，土家族地区的民族关系格局有所改变。一是明朝为改变因战争造成的人口失衡状况和开发蛮荒之地，采取行政移民手段将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迁到人口稀少的地区，于是出现了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处于入川的通道上的土家族地区，迁入了大量的汉人，加上自愿移民、逃亡入蛮和贸迁而来的汉族人口局部改变了土家族地区的民族居住格局。这为土家族接触汉文化学习汉语提供了条件；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汉化政策，以加强对土司土民的控制。从朱元璋洪武十二年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学习汉语汉文，否则不准承袭开始，土司上层都逐渐通晓汉文化，并能用汉文吟诗作赋，土家族的姓名制度也开始改变，借用汉族姓名制度，改汉姓取汉名。 明弘治十四年（1501）朝廷又重申这一汉化政策，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各土司子弟为了取得生员资格，或到附近各府州县学就读，或开馆办学，延请汉儒教授子弟，因此，各土司主、土官、舍人的汉文化水平很高，尤其是容美司从田世爵以下历代土司子弟均勤勉学习汉语文，个个能诗文，形成了田氏诗人群体，有《田氏一家言》传世。 朝廷规定土司定期朝贡和征调土兵抗倭，援辽，民变等军事活动，也使土家族接触汉文化学习汉语的重要条件。更为重要的影响是明代实行卫所屯田制。明代在土家族分布的腹心地带建立卫所等军事机构以掌控土司，于是在土家族地区形成了土汉杂居区域，这些区域的土家人逐渐习得汉语。 再者土家族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民族，对于优秀的外来文化都持欢迎的态度，尤其土司上层极力鼓励子弟学习汉文化，比如容美土司“以诗书为义方，严课诸男”，“有不学者叱犬同系同食”以“激辱之”，把不好好学习汉文化的子弟视同猪狗。不过在土司辖区，真正通晓汉语汉文化的还主要是社会上层分子，民间社会除与汉人接触的边沿地带外，都只会讲本民族语。清初沿袭明代土司制度并进一步加强对土司的控制，加之清初移民和商贸进入土家族地区的汉人有所增加，土家族接触汉文化的机会进一步增多。土司上层学汉语习汉文学已成风尚，很多土司与山外的名儒多有交往，民间社会掌握汉语的人也开始增加，有些地区甚至开始转用汉语，放弃土家语，以至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应容美土司田舜年之邀游历容美进出近半年之久的江苏无锡人顾彩，在其著述的《容美纪游》里未曾提到有土家语，未遇到交流上的困难，说明容美土司内汉语普及程度已很高了。 特别是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大量汉人迁入土家族地区，进一步改变了民族分布格局，民间社会互动频率加大，土家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掌握汉语的土家人越来越多，由单语人变成双语人。改流设县后各地流官颁布了一系列禁令以改造土家族社会和文化，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通过国家力量从各个方面对土家族社会加以规范，中央政府的法令，管理措施直达土民，且“一切语言，必照内地”。 因此，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社会是“旧俗渐易”，从“土人语言呢喃难辨”到“开辟渐久，能道官音者，十有五、六”。大多数土家族地区变成为土家语和汉语交替使用的双语社会，汉族移民多且交通便利、经济发展快的地区的土家人已逐步放弃本民族语，直接操用汉语，土家语使用区域逐步缩小。到晚清及时期，这一趋势不断在加强，转用汉语的地区不断扩大，双语区域不断缩小，只是在少数偏僻的地区，除少数人略知汉语外大多使用单一的土家语，不懂汉语。1949年建立后，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广播、电影、电视、通讯和道路交通事业的加速发展，民族关系不断改善，土家族社会进一步受到主流文化强烈的影响，土家语使用状况发生了更加明显的变化。不懂汉语的人只是少数人，在一些地方只有个别高龄老年人不懂汉语，大部分土家人已操汉语，土家语汉语双语区域退缩到酉水流域比较偏僻山区。 二、土家语使用现状 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讲土家语，还没有确切统计。目前出版的有关土家语的书籍和论文的说法不一，且差距较大。兹列举主要出版物的说法供参考：1981年成书的《中国少数民族》《土家族》条描述土家语状况说：“土家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长期使用汉文。绝大多数土家人通用汉语，部分兼通苗语，仅永顺、龙山的一些偏僻的地区，约有二、三万人只会讲土家语。” 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土家语条说：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主要分布在中国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泸溪等县，湖北来凤县的卯洞及四川省酉阳县（现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编者注）的小咸，五福等地，使用人口约20万，分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北部方言分布在龙山、永顺、保靖、古丈、来凤等地，又分龙山土语和保靖土语。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泸溪县的潭溪地区，使用人口约2000人。”1986年出版的《土家语简志》说：“北部方言区……现在还在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共约十七万”。“南部方言区……现在仍在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约有四千余人”。二者合计17.4万人左右，如果按1990年人口普查全国土家人口570余万计，使用土家语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 叶德书、向熙勤：《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前言中说：“在湘、鄂、渝、黔毗邻的武陵山区，有600多万土家人。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至今仍有40多万人操用，且保留数以万计的土家语地名。” 彭英明主编：《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第二章语言文化中说：“在570多万人中，现今操用土家语的只有42万多人，其使用情况大致有三类： （一）沿用型：即本民族内部或与外人接触沿用本民族语言作交际工具。这类人有16万多。主要分布在湖南龙山县的坡脚、店房、他砂、岩冲、长潭、猛西、洸车、干溪、落塔等乡镇，永顺的对山、列夕、勺哈、高坪、抚志、麻岔等乡镇，保靖的拔茅、马王、比耳、昂洞、普戎、龙溪、仙人、涂乍等乡镇，古丈的断龙、茄通等乡镇，共有50多个乡镇的土家族聚居村寨。 （二）兼用型：即土家语和汉语兼用，社会活动中以汉语为主。这一类除上述50多个乡镇，还要加上张家界市的慈利县和常德市的石门县的一些乡镇，鄂西来凤县的卯洞及重庆市的秀山县的石堤、宋龙等乡镇也属此类，共20多万人。（三）转用型：这一类面积比较大，在鄂西、湘西、宜昌地区的长阳、五峰、重庆市的黔江开发区及黔东北交通便利、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乡镇的土家人，都转用汉语汉文，但这些地区却保留了大量的土家底层语言。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土家语支。它有两个方言，即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南部方言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的潭溪乡，操这种方言的约四千多人。” 彭勃编著《土家语研究及实录》《土家语源流》一节说：“目前以土家语为主要语言的土家族人以酉水流域的为多，即湖南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地为主，桑植、慈利、永定、石门及湖北来凤、鹤峰、宣恩、四川（现重庆市编者注）的酉阳、秀山等县的偏僻的土家族人聚居的村寨，还有不少人会土家语。总其人数在30万左右，略占土家族总人口的6%。”湘西州《民族志》说：土家语“单用型”“即民族内部或与外人接触，完全用土家语作交际工具”的，“按1990年人口普查数，这一类约占湘西自治州土家族人口总数的20%，即16万多”。“兼用型”的，“即土家语和汉语兼用，以汉语为主”的，有“20多万人”。黄宏娇《湖南湘西土家语地名文化的内涵》一文中说，“随着交通工具的迅猛发展和各民族的大融合，土家语正逐渐被汉语取代，其使用地域逐渐缩小，使用人数逐渐减少。目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仅有16万人使用土家语。”胡炳章《土家族文化精神》中说：“根据本世纪50年代对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的分析，在整个土家族地区只会使用土家语的而不懂汉语的人约7-8万人，且多为老年人。据最近的土家族调查情况来看，土家族语言区正在急剧缩小，至今仍不懂汉语而只懂土家语的人数也不过5-6万人”。上述反映土家族人使用土家语的数据是1949年建立后不同时期调查了解的情况，但使用人数都是估计数字，而不是确数，也不大可能进行一次语言普查得出一个确数来。这些估计数据显然偏离实际情况太远，且都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情况。其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外交往扩大、加深，深受主流社会文化的影响，土家语使用区域迅速缩小，使用人数急剧减少。 据笔者调查掌握的情况看，北部方言区仅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县交界区域的他砂、店房、坡脚、苗市、普戎、马王、比耳、拔茅、昂洞、龙溪、仙人、涂乍、断龙、茄通、对山、列夕、勺哈、高坪、抚志、麻岔等乡镇的一些偏僻村寨大部分或一部分还用土家语作为交流语言，并兼用汉语交流，不懂汉语只用土家语的人只有个别高龄老人，用土家语作交流语言的总人口估计不会超过10万人（张伟权先生估计更为悲观，他认为真正以土家语作为交流语言的在3万人左右。要得到一个准确数据还需要进行一个精确的分类型抽样统计推论，这项工作留待以后再做）。 彭英明先生《志书》中所说的三种类型，第三类地区实际上早已没有人会土家语了，第二类地区正在迅速变为转用型，只有极少数老年人知道有过土家语并能说出一些词汇来，只有第一类地区还完整保留有土家语，并通用汉语。除第一类地区外，大部分原土家语存留区的土家人已主要转用汉语作为交流语言，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在家里偶尔使用土家语，30岁以下的土家人已不懂土家语，一些青少年甚至没有土家语概念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一起后讲土家语并能用土家语讲故事，唱仪式歌、山歌。这些村寨都在上述各县的酉水流域的山区，这些地区不出两代人土家语会全部消失。鄂西、渝东南、黔东北土家族、湘西大部分地区土家族地区仅存一些土家语地名，人们大多不解其义，个别地方有少数老年人的模糊记忆有过“土话”，只说得出个别词语。即使在上述“沿用型”即以土家语作母语和交际语言的地区，土家语使用情况也在迅速变化。一是大量借用汉语词汇，而缺乏词汇再造能力。据邓佑玲的研究，土家语的汉语借词达40%以上，土家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句法等深受汉语的影响；二是绝大多数土家人能流利使用土家语和汉语，土家语和汉语在不同场合交替使用，但汉语使用频率有增强的趋势，土家语多在家里或不会土话的陌生人在场时使用，对外交往都用汉语；三是中青年人不完全掌握土家语词汇，即使讲土家语时也夹杂着汉语，青少年有的只听得懂土家语，说不流利，甚至连不成句，在代际传承中土家语词汇不断在流失。四是有部分青少年不论在什么场合都讲汉语，尽管懂一些土家语词汇也不用于交际了。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和对外交往的增加这部分人有上升的趋势。 从地域分布上看，在沿用型地区也逐步形成土家母语保留型、局部保留型、残存型语言分布结构。保留型地区大部分土家人的日常交流语言以“土话”为主，对外交往使用“客话”。如坡脚乡是公认土家语保存最完整的地区，目前80%以上的人会土家语。其中，当地人认为最土、土话讲的最深的报格村有974人，其语言使用状况为：只会土话不会客话的4人，以客话为主，会讲土话的122人，以土话为主，会讲客话的846人，客话交际不会土话的只1人，会讲土话一般不讲的1人。（这是2003年6月17日我们根据该村户口花名册让几个村干部按我们调查拟定的标准对全村人一一归类统计的结果，不一定准确，但能反映土家语保留型区域的大致情况。）再如永顺县和平乡的双凤村，是一个典型的土家族村寨，有85户，356人，县里准备把它建成民俗文化村，也是重点扶贫的特困村。该村土家语只能算是局部保留型，正处在转用过程中，目前真正还能讲土家语只有21人，其中60岁以上的17人，50多岁的2人，30多岁的只2人且是从龙山土家语区嫁去的妇女。30岁以上的大多数村民只听得懂，但无法表达。30岁以下的人听说都不会，只知道一些日常生活词汇。1949年以来，随着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土家语流失的速度也加快。过去水路发达，公路又通得早的洗车、苗市一线，土家语基本上是局部保留型和残存型。 所以，我们通过初步调查判断，土家语已成为一种濒危语言，而且濒危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大部分土家语存留地区2-3代人或更长一点时间以后土家语会消失。只有特别偏僻的山村，土家语将会保相当长的时期。 三、土家语濒危化的社会文化因素 土家语濒危化是一个必然的明显的社会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尽管从民族情感上，土家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深有忧虑，呼吁抢救保存土家语，并身体力行作了许多工作，但并没有阻遏土家语濒危化的趋势。土家语濒危化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与社会转型中少数民族被边缘化和融入主流社会的双重运动相联系的，走出边缘、融入主流社会的冲动使土家人主动放弃一些传统，包括语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加快，阶层分化、地区分化，以及民族间的发展差距更加显现出来。土家语存留区都是相对封闭、经济社会发展后进的地区，但在急剧社会转型中这些地区也被拉进现代化的轨道，生存和发展的适应性选择使他们还来不及顾及传统语言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具体有如下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着土家语的使用和传承：一是现代教育影响；二是劳动力外流影响；三是市场交易；四是城市化与现代传媒的影响。下面结合实地考察逐一进行分析。（一）、现代教育对土家语使用和传承的影响 教育是文化创造和传承的制度化机制。民族文化的传承除了家庭教育和社区内的互动习得外，就是依赖于正式的教育制度来保证。土家族地区制度化的教育始于明清的土司办学和府县办的学校，这些机构传播的是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数量不多，学额有限，只有极少数土家人能够通过科举进入主流社会。近现代教育在清末时期开始兴办，即使在偏僻的土家山区也有官办和私办的教育机构教授子弟，传播近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但在1949年党政权建立以前，土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都还很落后，只有少数人能受到起码初等教育，大多数人是文盲，与现代无缘。 1949年以后，土家族地区的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逐步建立起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国民教育体系。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普九”推动了民族教育的巨大发展，村村有小学，只要愿意绝大多数适龄青少年都能受到起码的义务教育。在现代社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人们寻求非农职业，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在中国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下，对于农村人来说，读书，考学几乎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土家族人对教育的重要性已有普遍的认识，对于子女的期望较高，即使在穷乡僻壤，土家人也还是比较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因为他们不论从经验观察还是理性考虑，都感觉到教育对于人生命运的价值。不论个人还是家庭，乃至整个家族，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取得社区内或社区外的非农职业可以获得其他人没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个人和家庭的处境由此可以得到极大改变。因此，发展教育事业不仅是政府的要求，也是土家族民间社会的普遍诉求。问题是作为土家语地区的民族教育所传播的知识内容、教学语言都与土家族关系不大。在土家语存留区都使用汉语普通话教学，教授的内容是体现主流文化的知识，课程设置是统一模式，使用的是全国或者全省统编的教材，考试升学也是统一试卷，各级学校围绕升学组织教学，不可能顾及地方性知识和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播，甚至把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和语言看成是普通教育的障碍。即使是曾经在个别乡镇试验过双语双文接龙教育，其定位也是帮助土家族中以土家语为母语的儿童顺利的过渡说汉语，且仅仅是试验而已。所以，在现代教育中土家族语言文化传承处于缺位状态。同时这种制度化缺位也得到民间社会的有力支持。 现在，在土家语存留区，土家人普遍有一种意识，尽量控制自己不给孩子讲“土话”（土家语），教孩子讲“客话”（汉语），主动适应学校教育的制度安排。所以，许多家庭父母会土话，小孩就不会土话，最多零星知道一些单词。我们在龙山店房、坡脚等土家语保存得好的核心区域的调查，清楚的看到这种民间支持力。尤其是年轻的父母和在社区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土家人不愿自己的子女讲土话，要求他们学好客话尤其是普通话。这是上学学好各门功课的重要条件，也是将来参与主流社会生活的基础。 店房中心小学的一位30岁的青年老师的讲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土家语是民族文化，但好像没有用处，用土家语交流的人不多，没有文字难得保留。我们中心小学不用土话讲（课），坡脚有些村用双语（教学），汉语内容用土话解释，否则学生听不懂，老师全是村里人。用叶德书编的试验课本教土话。可能现在没搞了。(店房乡)中心小学用汉语教学，无需用土话解释。乡下来的学生有的会些土话，但不用土话交流，坡脚还能听到小孩用土话交流。本乡二三十岁的人听得懂土话，但不讲。土话有失传的趋势，会讲的人基本不讲。因为没有文字，讲土话对学拼音有影响，对学习不利，父母在小孩面前有意不讲土话，怕影响学习。我小时候，父母对我们就是这样。” 那位老师所反映的事实，为我们在土家语存留区普遍认为最土、讲土话最深的坡脚调查所证实。坡脚乡与店房相邻，1949年前是一个乡管辖。坡脚乡的小学的确进行过所谓双语双文教学接龙试验。从老百姓的话语里分析，这种试验仅仅是试验，不可能有设计的预期结果。老百姓对此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小孩本来就会土话，在学校又教土话，纯属多余，这种双语教学。报格村有的村民极端的说，当时如果学校再教土话，就不送小孩上学了。报格村现任扶贫校长向××的讲述也印证了民间心态。他说：“本村孩子进学校时都讲土话，下课孩子玩耍时也讲土话，但上课一律用普通话，这是规定，不让讲土话。刚入学的孩子还不太适应普通话教学，就办学前班作为铺垫。学前班的主要任务是校正语言，已办了五个学期。学前班是一年制，老师用土话讲解教学内容。但到一年级后就不需要也不要求用土话解释课文内容。学前班的老师是报格本村的一位代课老师。以前，叶德书搞过双语试验，具有研究性质，但学生家长反对。家长认为孩子在家讲土话，到学校还讲土话，影响小孩学习，特别是学拼音读不准。叶德书搞了一年就停了。万隆村的田××97年嫁到本乡多谷村，她谈到当年参加双语试验班时说：“爷爷讲，要读就好好读，学土话有什么用。本来就是讲土话的，上课也只是教那些，就不读了。”因此她上了半年试验班就转到普通班一年级去了。多谷村60多岁的彭××说：“现在小孩不会土话，十一、二岁才转土话。回家没读书了，才开始讲土话。” 正是现代教育的制度安排和土家族民间社会的有力支持，加剧了土家语的濒危化。（二）劳动力外流对土家语使用和传承的影响 在土家族地区，劳动力大量跨地域外流是一个普遍现象。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土家语存留区的劳力尤其青壮年劳力外流猛增，汇入中国社会近十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民工潮”。劳力大量外流对土家语的使用和传承构成重要影响。以坡脚乡为例加以说明。 根据乡政府1998年12月25日《坡脚乡劳动力资源及主要分布表》统计的数字，当年外出劳力545人，占整个劳力的3788人的14.4%。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坡脚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有821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外出务工劳力，占15岁至64岁劳动人口3923人的20.9%。2003年“非典”其间统计外出劳力达1400多人，近40%的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有的村如多谷村外出劳力多达百分之六七十，相当多的人已不把种田看成是自己的衣食来源了，举家出门打工在坡脚已不是个别现象。据万隆村介绍，出门打工的年龄在17、18到50岁不等，20-40岁左右的人最多。两口子一同出门的人不少，把小孩丢给老年人照管。本村有孩子的夫妇出门打工的有50多对。外出劳力除到本省各大小城市打工外，到广东、江苏、浙江、深圳、北京等地都有。未婚的女子几乎都出去了，村里基本上是老年人、一些妇女、孩子和村干部在家。坡脚劳力外流，主要有三个因素：生存压力、农业比较收益低下和剩余劳动力。不管什么原因，劳动力大量外流意味着社区开放程度的增加，孤立封闭状态不复存在，这必然对土家族社会、语言文化及其心里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外出劳力更加体会到掌握主流社会语言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土语没有生存价值，反而有碍于他们对外交往。报格村有一位30的出头的彭××外出打工多年，且找到常德出去打工的女子为妻。他的看法在打工者中具有普遍性。他说：“在我们这里讲土话比讲客话亲切些，但客话客气些，对外我们都讲客话，讲土话别人认为你土里土气的，不好跟你交往。我媳妇就不习惯我们这里讲土话，住了年多就带着小孩回常德娘家去了”。相应的另一个与坡脚相临的属保靖拔茅管的有400多人的补足村，算是语言孤岛。村支书讲：“我们这里条件差，困难得很，没水，没有多少收成，出门打工，有的客话都讲不好，话都听不懂，找不到活，也没钱。”这即是说讲不好汉语的人出去找工作很难，既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的话别人也听不懂，出去打工也找不到钱。这种现实反过来加强土家人学习汉语的积极性，放弃母语在年青一代是必然的。第二：年青的外出劳力基本上失去学土话的机会。现在，坡脚的年青男女停学后就出去打工了，很少有在家务农的。他们现在的成长经历和先辈不一样，儿童少年时期，父母为了他们接受现代教育，有意控制不在小孩面前讲土话，他们只是零零星听到大人之间在社区内讲“土话”，到四年级时他们离开村子到坡脚中心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又到店房读初中。不管初中读没读完，大多都出门打工，没有在自己生长的社区劳动和生活。所以，在劳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青少年一直处在土家语社会化缺失状态。据上了年纪的人讲，在10年以前，没有兴起打工的时候，读书的年青人不会或讲不好土话，但回到村里后，参与村里劳动生活，很快学会了土话。现在，大量年青人走出学校就出门打工，就使得土家语的代际传承几乎中断，他们不能或不能很好的把上一代熟练操用的民族语接下来，并传给自己的后代。 第三：劳动力大量外流，使未婚青年的择偶范围超出土家语社区之外。外出就业的土家青年在打工生活中结识了远乡的异性朋友，继而恋爱结婚的人近年来在不断增加。2003年暑假调查时，400多人的多谷村就有8人打工时找了远乡的媳妇，据说有了女朋友还没有正是带回来的还有5人；打工时找男朋友远嫁的女子6人。坡脚各村外娶和远嫁的青年人也都在不断增加，他们这些人基本上脱离了土家语社区的劳动和生活，只是逢年过节才回乡探亲，没有机会习得土家语，他们更是造成土家语传承断裂的重要力量。 （三）市场因素对土家语的影响 土家语存留区虽然都是一些相对封闭的社区，但近世以来几天一场的集市交易慢慢活跃起来，在交通相对方便，人口集中的地方逐渐兴起集市进而形成集镇。集市贸易和集镇的发展，改变了土家人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状态。市场力量是促使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变量。土家人通过集市以自己的土特产与商人运进的工业品相交换，从而使土家人的社会生活与外面大世界联系在一起。在频繁的集市交易中，土家人的交际语开始改变，客话逐渐成为商业往语言。 商业交易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语言使用。一是工业品的名称进入土家语中，增加了土家语大量的外来词汇。现代工业品和相关事物的词汇大多直接镶嵌于土家语中而不须经过转换。现代物质产品大量涌入使传统的物质生活方式得以改变，传统产品弃之不用，久而久之，表达它们的词汇就逐渐淡忘。因此传统农耕和渔猎时代的土家语词汇往往只存留在哭嫁歌和梯玛神歌里，现代日常生活中却丧失了。二是集市交易作为沟通大市场和地方社会的桥梁，既有外地客商来收购土特产，也有本地坐商和行商从外面运进工业品，收购土特产外销，这些人都是使用“客话”。土家人赶场参与集市交易时多数场合用“客话”而不用“土话”。笔者在80%以上的人还会说“土话”（土家语）的坡脚乡5天一次集市观察，人们交易时大多使用“客话”，只有少数上年纪的人会在一起拉家常时才用土家语。因此，集市贸易是促使土家语交际功能退化的力量。商品市场越活跃的地方，土家语退出交际活动越彻底。 （四）城市化进程与现代传媒对土家语使用传承的影响。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城市化伴随着人口向城市社区集中，农村社区逐渐转化为城市社区的过程，这一过程促使城市数目增多，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城市化也包含着城市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的过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总体上虽然还比较低，但1979年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城市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由1979年的13.2％上升到目前的近40%。即使是较为后进的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速度也明显加快。 土家族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虽然不高，但按学术界一般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作为城市化的起点来衡量的话，土家族地区已进入初期城市化阶段。比如城市化进程较慢湘西自治州龙山县2000年人口普查10个城镇社区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13.23%。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国家把发展小城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后，土家族地区小城镇发展迅速，初步形成了县城、中心镇和一般乡镇构成的城镇体系，这吸引了部分土家语区的土家族人口向城镇转移。 土家族人口的城镇化必然给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产生深刻影响。城镇化对土家族语言文化的影响至少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是城镇化意味着土家族传统社会文化赖以存在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进城的土家人为了适应新的城市生产和生活，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生活习惯和交往方式，原来会土家语的人在城镇处于少数，不可能用土家语来交际，只能选择用汉语方言和普通话来交际。由于交际环境的变化，必然使母语交际功能下降和丧失，不管是通过考学、提干、经商还是别的途径进城镇居住的，第一代会土家语，下一代人就不会了。据保靖县城的两位母语是土家语的退休干部讲，在县城至少有百多人会说土家语，他们都是不同时期从土家语区般进城的，都是“老把式”（当地汉语方言，指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偶尔在一起打几句“土话”，但他们的后人都不会打“土话”了。 二是土家族地区的城镇化是土家族地区他文化和现代性传播的重要促进因素，各种他文化和现代因素通过城镇和中心集市传布到各个土家村寨。在相对封闭的地区城镇又是土家族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同时城镇有相对完备的生活服务设施及文化传播设施和文化用品，如学校、医院、影院、邮局、广播、电视、书籍、报刊等文化设施和用品，它们是他文化和现代流行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媒体。这些无一例外的是以汉语汉文表达的，其传播和分享必然会影响到土家母语的使用范围和交往频率，从而使汉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使用，尤其是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更能认同异质文化和现代化的东西。民族传统文化在这种代差和代际交替中发生变迁，民族语的传承断裂不可避免。经验观察表明，凡在交通便利，城镇功能发挥得好辐射强的土家语存留地区，母语使用的代际差异越明显，年青人往往不会土家语，只有老年人之间或在家庭中使用，打土话成为“老把式”的特殊知识，老年人对子女使用汉语交流。这些地方随着老年人退出历史舞台，土家语也就消失了。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农村逐步脱贫奔小康，电视等现代娱乐设施已经开始在土家族农村普及，连被确定为重点扶贫的贫困村也有相当的普及率。就我们调查的几个特困村，接近3分之一的村民都安装有卫星地面接收的电视设施。现在，电视机非常便宜，打工、种烤烟、有副业门路的村民容易买起电视机。电视的逐步普及，改变了村民的闲暇娱乐方式，农闲之余看电视和唱卡拉OK是年轻一代农民的新的娱乐形式。这种现代传媒工具普及不仅使穷乡僻壤的土家村民也沐浴着现代城市文明，而且也无疑提升了汉语的地位，提高了他们掌握汉语的尤其是普通话的积极性，对母语的作用评价降低，从而影响他们对土家语的学习和使用。正是土家语在日常生活交际中信息传递功能弱化，土家语存留区的土家人对土家语的传承的未来预期是不乐观的。我们访问过的多数报道人认为土家语将会消失。从下面两段土家老人的谈话可以清楚的看到现代性因素增长对土家语传承使用的影响。 老家在保靖县隆头泽土村出生原保靖县台办主任68岁的田××的说法是比较普遍的看法，面对我们访谈时提出的问题，他说：“土家语消失是必然规律，现在，百姓不希望孩子讲土话，好多大人不让小孩讲土话。因为土话土音太重，学习普通话不标准。有的小孩会讲点土话，但上学后被人笑话和怕被人笑话、看不起，就不讲了。我的老家泽土村就是那样。我小时候上学讲土话，同学就笑我，省八师（现在的永顺师范）的老师都不让我念课文，同学都说我土音太重。土话可能三四十年后就会消失。小孩这一代人本身也不喜欢讲土话。在闭塞的村子，一两代人土话还消失不了。如补足村相当闭塞，小孩都会讲土话。这样的村子土话消失得慢些。但自然消失是不可避免的。” 龙山县苗市红光村68岁的向××对我们讲述道：“解放前讲土话的多，70%以上的人会讲（土话），其余讲客话。（我）认为讲土话方便些，年轻人爱讲客话，（他们）认为讲客话的人很些。解放后青年人不学土话，不爱听，认为土话野蛮。文化后，讲土话的量减少，因为年轻人多了，上学接受客话教育，大人对小孩用客话。现在，青年人不会讲，老把式有时讲。老年人都会客话。我们亲戚年纪大的都会土话，见面时也讲土话。有时不让年轻人听的讲土话，有生人(在场)要商量事情讲土话。我们老人认为土话有好处，不会讲土话是忘了祖。不会讲土话没有什么坏处，可以用客话交流。但是，土话不应丢掉。土话消失，对老年人来说不好，但也没办法，年青人不学，感到可惜。” 四、简短讨论 从历史到现实看，土家族社会有一个由土家语单语社会向土家语汉语双语社会再到土家语逐渐被汉语取代而使用人群和使用区域逐渐缩小以致于濒危化的过程。当前社会转型期由于受到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土家语濒危化程度正在加剧。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事实。土家语言的使用及其传承的变化反映了土家人在社会变迁中的一种文化适应。从改土归流开始，土家族面临的生境（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多次发生巨大变化。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土家族社会文化产生一些适应性改变。其变化的主要方向是顺应主流社会文化发展的潮流。土家语使用功能的改变和语言存留区域逐步缩小，甚至大部分存留地区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就会消失，这都是文化适应的必然结果。如何看待这种适应选择，是一个值得深入调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这里只提两点想法供进一步讨论。 第一，作为民族语言的土家语丢失是否意味着民族文化的存亡。对于这个问题，费孝通先生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中针对在一次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一位鄂伦春族学员提出的文化存亡问题的见解富有启发意义。费先生认为“这是个人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人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维持和发展了自己的人文世界。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从这个方面看去，鄂伦春人碰到的是人创造了利用自然来为自己服务的狩猎文化，因森林的破坏受到了威胁。如果坚持原有的文化，就会导致人的灭亡。现在正面对一个严酷的选择，保存文化呢还是保存人？如果依照我的文化是为人的认识，选择是明显的，就是要保持的人而不是文化。这就是说鄂伦春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这一见解对于理解土家族与土家语是适用的。 在土家族与土家语的关系上，土家人面对生境的变化，其明智的选择也只能是人而不是土家语。一位退休的会土家语的干部田××面对土语在逐渐消失的现实说：“土家语消失是没办法的事，我们老的觉得可惜。但科学发达了，要随潮流，也无法抢救，也不必要抢救。土家族作为人还存在嘛，作为民族还在。历史上有土家语。民族的语言也不是有丢了的吗？土家语消亡是大势所趋。现在讲客话不说，还得讲标准音”。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土家语传承和发展的困境其实就是民族文化的困境，即是说土家族的文化已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作为载体的土家语必然出现传承困难而走向濒危化。这本身就意味着土家族语言文化正在经历重大变迁，需要在文化转型上找出路。这位干部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土家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土家语的濒危化乃至消失，并不意味着土家族的消失。虽然语言是民族重要标志，但民族一旦形成，也可以弃语言而生存和发展，清江流域的土家语早已成为历史，这并没有妨碍土家族的存在和认同，因为文化条件和因素仍在发挥作用。第二，土家语功能的变化是否意味着民族语一定会消失。在以汉族为凝聚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丢失语言的往往是少数民族。一种语言的存亡主要是看民族语言对社会的需要程度和语言功能的发挥情况。语言主要有三种功能，即信息功能、情感功能和认同功能。语言作为交际工具主要是信息传递功能来体现和实现的，信息功能是语言最基本的特征和最基本的功能，三种功能中它对语言的变迁影响最大。所以在选择语言时，人们自然会选择信息功能强的语言。土家族兼通汉语和普遍转用汉语正是因为汉语信息功能比土家语强得多。不论是民族之间还是民族内部交往，土家语的信息功能大大低于汉语，从而使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人减少，甚至认为土家语有碍于民族个体和群体的发展。但是，仅此就判定土家语会迅速消失也是危险的，因为语言的存亡除主要取决于信息功能外，还有语言的情感功能和认同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这两个功能的发挥可以延缓土家语被汉语完全替代的速度。 在土家语存留的核心区，不论在社区，还在是家庭，土家语汉语双语现象在一些偏僻的村寨可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下去。因为在多民族社会，语言的情感功能和认同功能能起到独特作用。我们调查时，在土家语区也感受的土家人的另一种“文化自觉”。他们一方面感觉到土家语有丢失的危险，同时对土家语怀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并把土家语看作是民族最重要的象征，不希望土家语消失。 上文提到的双凤村的一些老年人的打算就反映了土家语的情感功能和认同功能的作用。他们认为“土家语不会丢，至少还要保留百把年。车路修通后，搞民俗文化村，我们这些老年人准备在村里学校给娃娃上课，教土家语，10天一次，一次2小时。一个民族主要是语言和习惯，必须保留语言。现在还没实施，只是想法。不搞不行，不能丢。小儿易学，我们一一破解。”如果很多土家村寨都有这种“文化自觉”的话，土家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下去的。如果说政府对此采取鼓励态度并能提供财政支持和制度保证的话，会加强土家人的这种“文化自觉”，社会变迁中土家语业已出现的濒危化的命运也许会有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