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法家与道家是两大思想体系，它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治国理念和实践方法。帝王术作为一种政治智慧，其核心在于如何有效地治理国家、维护统治秩序以及实现长期稳定。那么，帝王术究竟是法家的产物还是道家的延伸呢？这一问题引发了诸多学者和思想者的深入探讨。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法家起源较早，其代表人物如韩非子提出了“民为本”的原则，并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社会行为，以此达到政权的稳固。这一观点强调了法律力量在维护国家秩序中的作用，使得君主能够更好地掌握国家大权。在这种背景下，“帝王术”往往被理解为一种运用法律手段、行政命令等方式来巩固君主的地位和统治基础，这正体现了法家的政治理念。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探讨时，却发现“帝王术”中也蕴含了一些与道家相近的情感修养和内心世界的描绘。例如，在《淮南子·说林篇》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天下为刍狗，我何患无肉？”这句话表达了一种超脱世俗之见，不以个人利益或权力争斗而动心的高尚境界。这不仅反映出了一种超越功利主义的精神追求，也体现了一种对人性本质更深层次认识，即人的本质不仅仅是为了食物生存，更重要的是要寻找生命意义上的满足。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实际操作上，“帝王术”并不是简单地选择哪个哲学体系，而是在两个哲学体系之间寻求平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策略，这种灵活应变能力正是古代杰出的统治者所具备的一项重要品质。而这种策略性的使用，则需要结合具体情势去判断，是走向更多仁义的人文关怀道路（如汉武帝时期），还是更加注重强化法律严格制裁（如秦始皇时期）。
因此，可以认为“帝王术”的确包含了从法家到道家的转变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属于某一个派别，而是一种融合了两者精华且又超越其局限性的实践智慧。这种融合不仅表现为理论上的整合，而且还体现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如汉朝初年的儒教与儒商结合，以及后来的士农工商四业均衡布局，都可以视作是在不断调整和完善“帝王术”的过程。
总结来说，“天下为刍狗，我何患无肉？”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对人类基本需求的一种深刻洞察，同时也反映出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适宜政策选择的一种灵活性。此外，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帝王术”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多面的过程，它既包括了关于如何有效管理国家的问题，也涉及到了关于如何塑造一个人格魅力的探索，因此它既不能单纯归类于法家，也不能只看作是道家的延伸，而应该是一个将二者的精髓融会贯通，并创造出新的智慧实践路径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