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利禄挂钩的文字学和书法
书法是一门书写文字的艺术，古代的书法教育和识字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被当作是“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根本性大事来对待的。《周礼·地官·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日五礼，二日六乐，三日五射，四日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是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内容。六书是指“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CD六种造字法则，是文字之学。学童八岁入小学，先由史官来教学童以六书，所以汉代以后又称文字学为“小学’。当时的课本有《史描》十五篇，为大篆。教书写，自然要包括教会学童如何执笔、使转和达到字迹美观，虽然当时不一定会有艺术意识。 秦始皇于二十六年(前221)刚统一六国，便下令统一文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叙述了这一过程:由于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N A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领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箱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李斯的《仓颉篇》(仓一作苍)有七章，赵高的《爱历篇》六章，胡毋敬的《博学篇》七章，都是以四字为句，两句一韵，每章一韵到底，并常常将同义、近义或反义词编排在一起，便于诵读、记忆、对比、辨析，以小篆写成。从出土汉简实物知道.《仓颉篇》开首数句为“仓领作书，以教后俐，幼子承诏，谨慎敬戒。’故以‘仓颉”两字名篇。《爰历》《博学》亦类此。这三篇字书由秦官府颁行天下，以教学童识字，同时作为统一的标准文字责令各地实行。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为了统一法度，采纳李斯的建议，又下了焚书令，将天下非《秦纪》的史书，《诗》《书》及百家语全部交官焚毁，谈论《诗》《书》，以古非今者治重罪，只有医药、卜笙、种树之书不在焚烧之列。另外允许学法令，只能以吏为师。至今湖北、四川、甘肃等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木犊，内容多是抄写的《秦律》和《日书》(与时H有关的占书)，字体是古隶，证明了焚书令在秦代各地执行之苛严，也说明了当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这说明在战国末期的秦国至秦朝，隶书是较通行的辅助书体.“以吏为师’，所教的律令，其书写的书体，往往也就是这种隶书。 秦末，刘邦人咸阳，诸将皆争夺秦官府宫室的金帛财物，而萧何(?一前】93)独自先取秦朝承相、御史执掌的律令图书收藏起来，从而帮助刘邦在军事、财赋和上掌握主动权，了解天下之要塞，户口之多少，形势之强弱，以及有哪些苛政峻法给百姓带来疾苦。在西汉政权建立后，承相萧何又裙ttF秦朝法律，取其适宜于当代者，制定了汉律九章。其中《尉律》规定:“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搐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勤之。”。学童自小学习文字之学，接受识字和书写教育，到十七岁以上为可以处事时.始可参加考试，能背诵《尉律》之文，并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而缮写至九千字以上者，方可去当郡县起草和掌管文书的诸曹椽史。诸曹椽史的数量是庞大的，西汉时郡太守光书佐即定员十人。另外，又以秦代的八体书，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受书、隶书来对学童的书迹进行考试，优秀者由县推荐至郡，由郡推荐至中央，逐级选拔，最后由太史令将这些书法优秀的学童集中起来再进行考试，最优者授以尚书、御史、史书令史等主书的官职。东汉的制度是:能通《仓领》史篇.可补兰台令史，满一年补尚书令史，再满一年，就可当尚书郎气在汉代，低级的文吏有可能逐渐升迁为长吏乃至二千石的大官，如赵禹、尹齐、丙吉都是以佐史逐渐升迁为大臣的。“能书’是文吏必修的一项业务，有些武职吏也兼修这一业务。因此，即便是一些戍守边睡的小吏，一有空暇就练习书法，上级也将“能书’作为考察、提拔小吏的一项条件。在敦煌、居延出土的汉简中，能见到不少这方面的实物证据。如汉简中吏员登记册籍有:
图：居延汉简
肩水侯官执胡隧长公大夫奚路人，中劳三岁一月.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册七岁，长七尺五寸.氏池宜药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 (《居延汉简甲编》1014号简》 肩水侯官并山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年册二岁。长七尺五寸，裸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 (《居延汉简甲编》114号简)
这类例子甚多，不一一列举。政府把文字学和书法同利禄直接挂起钩来，这是提倡文字学和书法最有力的办法。两汉曾有几个时期对文字学和书法的教育十分重视，这是两汉书法艺术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汉时，九卿之一的少府职掌山海地泽的收入和皇室用器物的制造，所属范围甚广。西汉时少府下属有尚书、符节、尚方、考工、钩盾、东园匠等部门，分别职掌制造皇室、陵寝所用各种器物和符节印玺、兵械，以及管理宫苑等。东汉时少府下属中有尚书台，置尚书令一人，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六人，尚书分管六曹。各曹有左右垂各一人，掌录本曹的文书期会。有侍郎六人，主作文书起草。令史三人，主书。有符节令一人，手下有符节令史，职掌书写符节。还有兰台令史，职掌书奏及印工文书。汉代宫室、陵寝、苑囿的砖文瓦当和尚方、考工所作的铜器铭文，以及印玺符节文字皆精美绝伦，应是那些擅长八体书(新莽时改立六体)的尚书、令史所书写创作，然后由工匠依样刻铸，并非由工匠直接创作，工匠只有专业技术，一般都没有文化。汉代，士农工商之阶级划分是极其严格的。东汉时.一些祠庙、坟墓、阁道等处的丰碑巨刻也大都是当地郡县干主文书的书佐、椽史所书。如《西岳华山碑》即是书佐郭香察书，《西狭颂》为从史仇靖书。因汉代撰书碑刻尚无署名的体例，故大多不知书人。所以绝不可将汉代留下的书迹笼统称为民间书法，相反这些书写者大多是经过官方考试选拔出来职掌文书的官吏。来源书法 屋，。汉末哀帝时，由于学者刘欲上书要求把古文经立为学官，遭到今文经学的官僚和博士群起反对。王莽秉政后，对刘欲极为尊重，王莽为了给他篡汉找到理论根据和取得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于是接受刘散的建议。立古文经为学官。故古文立于六书之首。古文经学在东汉一代始终盛行，出了许多经学大师，写下了大量的经学著述。尤其以东汉末古文经学大师郑玄的成就最大，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占有优势，对古文的研究也自然就重视。汉末魏初的邯郸淳即是以擅长写古文的书家，并以书法教诸皇子。奇字是古文中较特异而难认的字。扬雄好古文奇字，“刘萦尝从雄学作奇字”。。刘萦为刘散之子，也是一位博学之士，“学作”不是学识读，而是学书写。小篆和秦隶书，在王莽时嘉量、衡杆及瓦当、货币上所作字即是，用笔舒长.皆精美不减西汉，或有过之。缪篆是攀印文字.屈曲缠绕，填密方正.以适于印面排布，艺术创造的成分较多，与规范的篆文有所不同。鸟虫书是用以书幅信的书体.用笔也屈曲缠绕，有时笔画两端略作鸟之首尾。由于旗帜、符节篇幅较大，汉时笔小，故适宜用鸟虫书写。印章中也往往作鸟虫书，富有装饰性。汉时能写鸟虫书的人甚多，灵帝时“诸为尺犊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二这些工书鸟篆者，以后即罗致在鸿都门学中，自然也会将鸟篆写法传授诸生。鸟虫篆因多装饰性，有描写的成分，故无甚书法价值，在这方面也不可能出现著名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