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孙吴书法艺术发展 孙吴政权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虽然僻处东南，但人才辈出。直到东晋时期，孙吴时期书法家们的墨迹还流传不少。吴国流传到今天的碑刻尚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大最孙吴时期的简犊更为我们了解孙吴时期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三国时期，孙吴地区在学术上比较保守，书法艺术也同样如此。晋代著名学者葛洪曾在《抱朴子·外篇》中对孙吴地区的许多人在晋朝统一之后放弃旧有的书法风格而学习京师洛阳所流行的书法大加讽刺。南朝宋·王僧虔在其《论书》中也说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的书法是“吴士书”，无法对其优劣进行评价，因为王僧虔所依据的书法评价标准是中原地区的标谁。与洛阳地区所流行的书法相比，孙吴地区书法艺术的风格比较保守，比较质朴，这一点从今天所能看到的《天发神谶碑》等碑刻之中部分地反映出来。 孙吴地区最著名的书法家是皇象。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曾窝居于山阴(今浙江绍兴)。幼工书，能够斟酌时宜，尤善章草和八分书，并善小篆。其他孙吴地区的书法名家还有张昭 (156-236)、刘纂、岑伯然、朱育等人。他们没有书法作品流传下来，但葛洪说皇象的书法水平足以抗衡中原地区的锺繇和索靖等名家。（书源 ）(葛洪《抱朴子·外篇》:“吴之善书者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如中州之有锺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有古体，俱足周事。”)虽然皇象也没有作品流传后世，我们从传世的孙吴书法作品之中大概可以猜度其书法水平。 《天发神谶碑》刻于吴末帝孙皓天玺元年(276)。是年，地方官“交致祥瑞”，孙皓下令刻碑以纪之。《天发神谶碑》又称《吴天玺元年断碑》.亦称《岩山纪功碑》。篆书。其用笔打破传统篆书的圆笔规范，横画的起笔和收笔多刻成方形，转折处方锐锋利，如斩钉截铁。竖画多状如悬针，顶端则刻成平直之形，呈钉头鼠尾之状。这种点画形状在以前的中国书法作品之中从未出现，给人以奇特的感受。所以前人每以为《天发神谶碑》“若篆若隶，字势雄伟”，旷世无双。(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其作者虽不可知，却给人留下奇诡怪诞的印象。这种风格大概是荒淫无道的孙皓故意追求的奇特效果。 《禅国山碑》也刻石于吴末帝孙皓天玺元年，原碑在吴兴。因状如米囤，俗称“囤碑”。碑文四面环刻，凡43行，行25字，中郎将苏建书。篆书，结体宽博，体方而笔圆，点画厚重，笔力雄劲，古拙奇伟。 孙吴地区的隶书，最著名的是《谷朗碑》。该碑北宋学者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均曾加以著录。其书法基于隶书而略带楷书意味，因此康有为认为它是楷书的奔祖。从实际水平来看，《谷朗碑》作者的书写水平井不高超，但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也充满了古拙苍浑之气. 1984年以后，原孙吴统治地区不断有吴简出土。1996年湖南长沙市古井里所出土的一万多枚吴简，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孙吴书法资料。从这些吴简可以看出，在公元3世纪的孙吴地区，不仅流行着传统的隶书，楷书和行书也广泛流行，而草书则明显表现出从章草向今草过渡的趋势。这些昊简的书写者大都是当时的下层胥吏，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非常真切地反映了孙吴地区的书法水平。 在出土的孙吴楷书中，以《朱然名刺》的楷书水平最高，其点画的书写方法和特征已经和楷书没有太大的差别，非常成熟.朱然为东吴名将，少年时和孙权“同学书，结恩爱”，本就搜长书法。(《三国志·吴书·朱然传》)该名刺是否出自朱然本人虽不可知，但其书法水平无可里疑。其他出自下层胃吏的作品，如《奏陈萌所举私学木犊》、《南疆丘男子聂仪佃田租税木简》等相对不太精整，但面目多样，书写得心应手，十分熟练。行书作品如《嘉禾三年省校简》、 《谢达木牍》等，字形活拨，婉约风流，已经初具后世行书体貌。而《衡阳太守葛柞碑》无论点画形状还是结体，都已经是后世楷书碑刻的风范。 历代流传的著名草书作品《急就章》传说是孙吴著名书法家皇象所书。古人评价皇象的书法风格“沉着痛快”，(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南朝梁·衰昂《书评》)传世的《急就章》可能是唐代的幕本，字字独立，波碟分明，为典型的章草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就其体势而言，则不如传世的号为索靖所书的《月仪帖》潇洒多姿。吴地出上的草书墨迹如《渴米君木牍》、《奏许迪卖官盐木牍》等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俗笔草书，非常流便，形式介于章草和今草之间，说明当时民间的草书也在自然向今草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