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代虽去远，立下了孝悌力田的规矩。高帝曾经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以重租税使他们困苦；惠帝虽然稍微放宽了对商人的限制，但仍然不让子孙入仕，这都是为了尊崇农业而抑制工商业。到了文帝时期，社会风俗日益奢靡，公私财富不断减少，贾谊建议上书给予提醒。文帝被其言语感动，便亲自耕种并籍田。他曾经颁布命令说：“孝悌是天下的大顺，是国家大治的根本。”又赐予力田帛两匹，并按照户口比例设立常员，让他们成为榜样。
唐太宗也颁布了一条命令：“民有现成产业者，不得转为工商；工商的人若放弃现有的产业转为力田者，则免除其调配”。这些末流之辈虽然对社会有一定的帮助，但古人就已经开始加以抑制，更何况后世更是如此，他们不顾人伦、懒惰无为、衣食过度奢侈，用有限的物资供养无用之人，而官吏们却不但不加以抑制，还进一步赞扬他们，这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不耕作，那么百姓就会饥饿；如果一个妇女不织网，那么百姓就会寒冷。如果一位男丁耕作，那些坐着享受的人想要避免饥饿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位妇女织网，那些坐着穿衣的人想要避免寒冷也是办不到的事儿。饥寒交迫切于民生，而人们依靠这点来养育父母、教育孩子和送葬，也都没有来源，因此想要教会百姓孝悌也是做不到的事情。
因此，我们说：“仓廪充实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农夫遭受饥寒之苦，却看到那些游惰之乐，从而羡慕它们，即便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工具去追随那些游惰的人。这对于人民来说，又岂止是一次简单的逐末行为？孝悌是本性所固有的，是应该由每个人承担起力的田园工作。但当人们失去了自己的产业，并且失去了本性的那份纯真，也许这就是他们原本就该如此吧？因为人们往往迷失于流行风尚，被外界诱惑走向错误。
如今国家屡次发布命令，如有人勤劳务农、增强家计，并且能够表现出孝友精神，就可以从社里举报，由乡县官员考察，上报给上级官员，每年终结后再进行核查奖励或处罚。而对于那些游荡懒惰的人，如果社里训练无效，就要向县府报告，让他代替其他人的劳役。这一系列措施深刻体现了古代圣人的教育思想，使得牧民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将农业作为首要任务，同时通过奖励来鼓励大家勤劳致富，最终达到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一般人自然能有“闵行”（即敬畏）的态度，对待生活和工作，都能像尧舜时代一样谨慎小心，从而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状态。此外，“脩其本以胜之”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长久有效的心理建设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