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堃先生
大武生孙毓堃(1905年 ~1970年 ), 10岁拜范宝亭为师，12岁入其舅父俞振庭创办的“斌庆社”科班习艺，排名斌恒，工武生。不久便于文明茶园首演《飞波岛》饰济小塘。后常于广德楼、吉祥茶园演出，其表演风格极似俞振庭，一次甥舅合演《金钱豹》，分饰前后豹精，孙“扑帐”的精湛表演轰动全场，观众呼其“小振庭也”！自此以此为艺名享誉剧坛。
后经其母出面，拜杨小楼为师。杨乃俞菊笙门徒，孙系俞振庭外甥，况孙一直私淑杨，杨亦很器重孙，曾传其《状元印》、《战宛城》、《冀州城》和《霸王别姬》等。其扮相魁梧，气宇轩昂，工架稳重，身手矫健，是难得的杨派武生传人。
孙毓坤《挑帘裁衣》
1949年后，因身体关系很少演出，以从事戏曲教学为主。曾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偶尔演出《霸王别姬》、《铁笼山》、《连环套》、《战宛城》、《霸王庄》等。在重大戏曲会演中，与梅兰芳、马连良、谭富英等合作演出《龙凤呈祥》，饰赵云。195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借东风》中扮演赵云。
晚年曾执教于中国戏曲学校和北京市戏曲学校。孙洪勋、李可、李光、俞、李玉声、高牧坤、李浩天、沈宝桢等均得其教益，受益最多者当属沈宝桢，不仅在戏校传授，而且在家中细说，还常为其把场，孙常说：“这是爷俩的缘分！”
1970年11月中旬因肺气肿引发心脏病，高血压，病故于阜外医院，享年66岁。其三子元春与沈宝桢、汪悦春等亲友于夜间用平板三轮车将其遗体运至朝阳区红领巾公园埋葬。孙先生，艺名“小振亭”。解放前后大变样，原来，他在京剧界是有名的是挣大钱的武生，没有重金谁也不敢找他。解放后，北京戏曲编委会聘请他做研究员，月薪二百多元。北京戏校也请他，每月最多给他九十元。不料，他知道后，却毅然表示去戏校执教，他就这样舍高就低来到戏校任教。到戏校后，他怕教不好学生，误人子弟，每教一出戏都要向钱富川等有经验的老教师请教，认真备课。虽然他到戏校后不久，工资调整到二百多元，但是，他只为传艺不为挣钱的精神，使北京同行油然生敬。
在拍摄电影《群英会》时，他的表现更是感人。据说负责此事联系的叶盛兰先生事先讲明他的片酬是3000元。不料，某位负责人到他家则临时改口片酬为1500元。叶先生在一旁很是愤愤不平，他却说：“不给钱我也拍，能给杨小楼先生留下一点东西，是好事。不过要告诉他，我有工资，不是等米下锅。”
孙先生悉心教学，后又同时担任两个学校功课，十年如一日，教出了沈宝祯、俞、叶金援、关鸿基、王铁峰、姬麒麟等一大批学生，自己却积劳成疾，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有时，汽车去接他，要费很大劲才能上车，却也不肯耽误一节课。
孙毓堃《挑滑车》
孙毓堃有杨老板之才，又得杨老板亲传，为什么没有杨老板的那样地成就呢？对此，孙先生不但不隐讳，还经常跟沈宝祯等学生现身说法坦言其中之缘由。一天上课，他发现有的学生演了几出戏就有些骄傲，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可不能学我，走我的路啊！”他把同学叫到身边，说，“我给你们讲我的故事吧。我小时候是斌庆社的少老板，后来我父亲把斌庆社，倒给我舅舅俞振亭，那时我在斌庆唱戏，谁不知道斌庆有个小振亭。后来我拜了杨老板，手把手地教我戏.一出《战冀州》，连唱带念就给我持半年，那条件是很优越的，没有人不羡慕，所以我那时傲气十足。有一次，是俞振亭和杨小楼两位先生在大义务戏中演二倒二的《挑滑车》，也就是杨演“闹帐”，俞演“走边”，杨演“高台”，俞演“大战”，我是晚辈，就演兀术。
“那天一到后台，我舅舅看见一杆特大号大枪，用手掂了掂，问，这是谁的大枪？杨老板笑了笑没有说话。我在一边正洋洋得意。我上场前，在台帘里卯足劲喊了一句：“儿郎的，摧军！”台下就是一个可堂彩。那杆大枪比两位高宠的都大得多，观众看着新鲜，就使劲给我捧场。演出后，两位前辈对我没有任何褒贬。有过了几天，杨老板把我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通。他说，这出戏是看金兀术大战高宠，还是看高宠挑滑车？你演的这是哪一出？你的枪比高宠的枪还大，是叫人看你比你敢跟你舅舅和老师我比粗，还是来演戏呢？幸亏是遇见我和你舅舅，要是别人早把你饭碗踢了！这说明你既不懂什么叫演戏，也没有演戏的道德。杨老板训的我真是无地自容。
接着他又说，“我在台下的教训就更深刻了。那年杨老板年纪大了，梅兰芳先生叫我跟他去上海演出“霸王别姬”，每月包银是五千块大洋，我一看就为这一出戏让我去一趟上海，我不干，就要求把所有的武戏都包下。我心想，梅先生没有我就演不了“别姬”，可是梅先生已经邀请其他武生给他前面垫场，我的要求使梅先生很为难，看请不动我，就自己去了上海。结果，梅先生在上海找了一个班底唱底包的花脸的金少山，不但照样演出“别姬”，金少山以金霸王的称号从此享誉全国。我没有难住梅先生，还给金少山创造了条件。可见山外有山，人上有人，你们说骄傲有什么好处？”
孙先生一席话使同学们不住点头，可是也有些同学纳闷，因为眼前的孙先生是个非常谦虚和蔼的老人。有人告诉他说，天津厉慧良说北京没有武生。孙毓堃说“别管他怎么说，也别管他人怎么样，我看了他的戏，功夫不错，值得你们好好学习。”有人对他说上海的武生都是撇子武生，是外。孙毓堃说：那年他在上海演出《艳阳楼》，盖叫天先生扮演花逢春，他刚要起范扫盖五爷的飞脚，人家盖五爷的飞脚就在他头顶上响了，他的个儿高，又穿厚底，可的抬头看盖五爷的飞脚。他说：“在北京还没有见过这么高的飞脚！这，我们不该学习吗？”
沈宝祯回忆他第一次在广和楼演出《铁笼山》，他还没有上场，观众掌声就响起了。上场后听到台后有人喊：“小振亭来了！”等他转身朝向上场门时才发现孙先生正站在台口，原来刚才掌声是给孙先生的。当他打飞脚时，只听见孙先生那熟悉的声音喊道：“使劲儿！”结果那天他的飞脚比平时还高。完戏后，他听见孙先生在后台说，“宝帧第一次演这么大戏，不容易，我往台口这么一站，一是让观众知道这是我的学生，让观众另眼相看，也是让宝帧在台上看见我，心里踏实。再说，一个年仅13岁的孩子扎如此大靠，又是长满，又是宝剑、剑袍子，这个飞脚一紧张就打不好，就能卧在台上，我喊这一声，也能多少给他点劲儿。”宝帧听着，心想，老师真是想到我心里去了。他也不会忘记，他第一次演《挑滑车》时，眼看大战打完，他正累得昏头涨脑的时候，看见孙先生站在上场门台口，让他坐下，叫盔箱的师傅给他马上掭头（即摘掉头盔）。按说这两场衔接很紧，没有休息的时候，所以他特别怕误场，孙先生真是看透了他的心思，就说，“这场大战下来，必须要掭头，用毛巾擦擦脸上的汗，好好轻松一下，等三通鼓一响再勒头，就跟重新换了一个人似的，才能演好后面的挑车，你只管放心，我已经跟打鼓师傅说好了，让你多歇一歇。”宝帧当时心里想，我在台上有什么感觉，孙先生怎么全都知道，先生的舞台经验太丰富了，今天幸亏您给我把场啊！
1961年，孙先生病重。市长彭真知道后，亲自给阜外医院打电话，安排孙先生住院治疗。过了两天，医院却向彭市长告状，说孙先生不肯配合治疗。彭市长忙问为什么？医院负责人说：“经过抢救，病情刚刚稳定，孙先生就提出出院，什么原因，孙先生也不肯说。我们不敢做主，所以请示彭市长。”彭市长要求尽快查明原因。孙一听彭市长来电话询问病情，只好说，我每餐必饮，没有酒，就无法下饭。医院的病房坚决禁酒，所以他只好出院。彭市长听完汇报，当即指示，照顾老艺人，特许在病房小饮。就这样，医院破例，孙先生在特护病房竟喝上了“二锅头”。三月后出院，孙先生也破例给彭市长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党的深情。他说他的两个儿子元彬和元波在为效力，他却受到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旦祖国统一，他要宝帧一定要把这个情况转告给元彬和元波。
节选自和宝堂著《松柏庵往事》“小振亭来了”一章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