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见 黄老道，是道家走向宗教化的重要一步，河上公在道家道教化地进程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河上公创作的《河上公老子章句》，为最古的《道德经》注本，是以帝王术为主的黄老道家向以养生术为主的黄老道教转型的重要标志，历来为道教所尊崇。尤其是把治身与治国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长生之道也”（《河上公老子章句•体道第一》）。也就是说，治身养生之道就是自然之道与长生之道，这个道才是常道；而经术政教之道不过是常道里面可以言说的那一部分，是可道之道。相比而言，河上公认为自然长生之道比经术政教之道更能体现道的本性，从而更加重视治身养生，指出“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虚用第五）。河上公还认为，人生存最重要的因素是精气神，尤其重视养神的作用，认为“谷神不死，谷，养也。人能养神则不死也”（成象第六）。可见《河上公老子章句》明确提出了“养生成神”、“长生不死”等理念，已经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融合方仙道而形成的黄老道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从学说转向养生，一是逐渐淡化了黄帝的地位，转而以老子为主。 河上公亦号“河上丈人”，是一位真正的道家隐者，他是战国末至秦汉时期黄老哲学的集大成者、黄老道开山祖师，又是方仙道领军人物，集黄老、方仙于一体。何以见得呢？我们看一看他的思想学说传承情况就知道了。《史记•乐毅列传》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gě）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晋•皇甫谧在《高士传》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之湄（河岸，水与草交接的地方），著《老子章句》，故世号曰河上丈人。当战国之末，诸侯交争，驰说之士咸以权势相倾，唯丈人隐身修道，老而不亏。传业于安期生，为道家之宗焉。”大家看清楚啊，“为道家之宗焉”！ “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学河上丈人，卖药海边，老而不仕，时人谓之千岁公。”安期生大家都很熟悉了，风靡于秦皇汉武时期的千岁翁，大名鼎鼎，他的师父就是河上公。 “乐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后别从赵。其族乐毅，显名於诸侯。而臣公独好黄老，恬静不仕。及赵为秦昭王灭，臣公东之齐，以《老子》显名，齐人尊之，号称贤师。赵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盖公者，齐之胶西人也，明《老子》，师事乐臣公。汉之起，齐人争往于世主，唯盖公独遁居不仕。及汉定天下，曹参为齐丞相，尽延问长老诸生以百数，何以治齐。人人各殊，参不知所从。闻盖公善治黄老，乃使人厚币聘之。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遂推此类，为参具言之。参悦，乃避正堂舍之，师事之，齐果大治。及参入相汉，导盖公之道，故天下歌之。盖公虽为参师，然未尝仕，以寿终。 ” 《汉书．曹参传》记载：“孝惠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先生，向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那么，河上公到底是哪里人呢？史无明确记载。但东晋葛洪在《嵇中散孤馆遇神》中说：“纪年曰：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鳌背负之山也，浮游海内，不纪经年。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见仙山无着，乃移于琅琊之滨。后河上公丈人者登山悟道，授徒升仙，仙道始播焉。有嵇康者，师黄老，尚玄学，精于笛，妙于琴，善音律，好仙神。是年尝游天台，观东海日出，赏仙山胜景，访太公故地，瞻仙祖遗踪，见安期先生石屋尚在，河上公坐痕犹存”。我们知道日照有天台山，古属琅琊郡，可见河上公与古琅琊有莫大的关联。 金代日照状元张行简在文中也对此有所记载：“念照，虽偏居海隅，却享有琅琊之名，天台之胜，背依泰、沂，怀抱东海，更兼仙山飘渺，河流纵横，自古为日神祭祀之地，黄老成仙之乡。河上公、安期生、于吉、葛玄等在此悟道授徒，秦皇汉武到此寻仙访道，可谓盛极一时也”。张行简还写到：“日照之名，始于元佑。祖曰：天台山有河上公丈人题字云：“云自天出天然奇石天下无，日照台前台后胜景台上有”，“日照”之名盖出于此，谓之‘海上日出，曙光先照’之地是也”。 据说汉文帝开辟的文景之治与河上公的教诲有很大关系。据今本《神仙传》载：“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汉孝文帝时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时文帝好老子之道，诏命诸王公大臣、州牧、在朝卿士，皆令诵之，不通老子经者不得升朝。帝于经中有疑义，人莫能通。侍郎裴楷奏云：‘州河上有人诵《老子》。’即遣诏使赍所疑义问之。”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即驾幸诣之，公在庵中不出，帝使人谓之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能使民富贵贫贱。”须臾，公即拊掌坐跃，冉冉在空虚之中，去地百余尺而止于虚空。良久，俯而答曰：“余上不至于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焉！君宜能令余富贵贫贱乎？”帝大惊悟，知是神人，方下辇稽首礼谢曰：“朕以不能忝承先业，才小任大，忧于不堪，而志奉道德，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愿道君垂愍，有以教之。”河上公即授素书《老子道德章句》二卷，谓帝曰：“熟研究之，所疑自解。余著此经以来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示非人！”帝即跪受经。言毕，失公所在。遂于西山筑台望之，不复见矣。 根据其传承系统，自河上丈人凡六传至汉初曹参。曹参此人，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汉初猛将，随刘邦起兵以来身经百战，屡建战功，攻下二国和一百二十二个县，俘获诸侯王二人，诸侯国丞相三人，将军六人，郡守、司马、军侯、御史各一人，号称战功第一。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行赏，曹参功居第二，赐爵平阳侯。汉惠帝时官至相国，一遵萧何约束，有“萧规曹随”之称。但据说，曹参是军功第一的，因为他跟对了主帅，一直在军事奇才韩信手下，所以才能屡战屡胜。可是在平定天下行封时，刘邦却以萧何为首功，那些浴血沙场的战将们当然不服了，就找刘邦去理论。《史记 萧相国世家》里有一段有趣的记载：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但曹参因此事始终与萧何不和，没办法，刘邦就安排曹参去齐国为相，离开了朝廷。一员猛将哪懂得治国啊？所以曹参到了齐国就召集来上百名儒生询问治理齐国之策，但这近百员儒生众说纷纭，弄得曹参不知该听谁得好。后来有人给他推荐了胶西隐士盖公，曹参就重礼聘请盖公问策，盖公告之以黄老清静无为之治，曹参闻之大喜，以师事之，腾出正堂给盖公居住，自己带家人住进了偏房。就这样，曹参在盖公的教导下治理齐国，九年而齐国大治。萧何死后，大汉丞相的宝座当然就非曹参莫属了。所以，黄老道就是这么厉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他，他就是出色的家；不用他，他就是出色的养生家。 汉初半个多世纪，是黄老道家思想大行其道光彩熠熠的时代。由于秦朝和连年战争，导致生产凋敝、田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以至于出现“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民亡盖藏”（《史记•平准书》）的窘迫局面。面对这种局面，刘邦不得已选择了黄老道家思想为基本国策，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无为之治，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成为历史上成功运用黄老之术以治国的第一人。短短七十年后，至汉武帝登基时，已是另外一番景象。《史记•平准书》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这就是黄老之治的效果。 盖公、曹参以外，汉初重量级的黄老道家人物还有不少，张良、陈平、黄生、田叔、邓章、郑当、司马谈、严君平等即都是治黄老之学的人。文帝、景帝，以及文帝之母薄太后、文帝皇后窦太后，都是黄老道的忠实信徒。《史记•外戚世家》说景帝之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在窦太后地影响下，终景帝一朝，诸位儒家博士皆在官待问，没有被重用的。《三国志•吴书》记载：“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这是《老子》被称为《道德经》的开始，足见汉初黄老学之风靡程度。 汉初无为之治，为西汉积累下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崩，黄老道家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拥护者。随着窦太后地去世，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推行他的新政，采纳了儒生董仲舒的主张，做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选择，黄老道家人物也从此就彻底地离开了高层舞台，最终归流于黄老道。 黄老道与黄老道家地区别有二：一是由黄老道家的学说为主，转向黄老道以养生为主；二是由黄老道家的黄帝为主，转向黄老道的老子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