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帝王的治理方式往往是由各种思想体系影响而形成的。其中，法家和道家作为两大重要学派，其对于帝王术的看法和实践方法有着显著的不同。
首先，从立国之本来看，法家强调法律和制度的建立，以此来规范国家运行并维护秩序。例如，商鞅变法时期，便通过严格法律、奖励政策等手段，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这体现了法家主张通过制度建设来确保国家稳定和发展。而道家的观点则侧重于顺应自然，不强调人为制造规则，而是倡导君子德行以感天下人的心。在这方面，孔子的“仁政”即属于这一范畴，它鼓励君主以仁爱之心去治理民众。
其次，在权力运用上，法家认为权力应该被合理利用，以达到最大化效益。他们支持中央集权，并且不顾个人利益，只为了实现政治目标。这一点可以从李斯对秦始皇的一系列改革中看出，他不仅推动了郡县制，还实施了严厉的刑罚政策，这些都是为了巩固秦朝统治。此外，他们还提倡“兼爱”、“利民”，但这些概念在他们眼里更多的是一种策略，用以增强自己的统治基础，而非出自真诚的情感。
相比之下，道家的观点更偏向于内圣外 化，即先修身齐家后才能管国家平天下。这一思想体现在诸多哲学者身上，如庄周《庄子》中的“无为而成事”的观念，以及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论。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帝王应当保持清静的心态，不做过度干预，以免扰乱自然秩序，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再者，对待敌对势力的处理也是两派有明显区别。法家认为应该采取坚硬手段打击敌对势力，比如战争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而道家的态度则更加宽容，他们倾向于通过修身养性、德行传播等方式去赢得人们的心，是靠软弱力量取得胜利。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历史环境限制，大多数情况下需要选择更直接有效的手段，所以这种宽容姿态并不常见。
此外，对待财富资源管理也存在差异。按照儒家的教义来说，“富贵不能淫”，这意味着君主要保持高尚的情操，不因财富而贪婪，也不会因为贫穷而失望。而汉谟拉伊·阿迪夫·艾哈迈德（Hammurabi）所创立的人类第一个正式编纂的法律代码——《汉谟拉比律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设定的，但它同样反映了一种一定程度上的物质至上主义，与儒家的精神相悖。
最后，从长远角度来看，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当某种体系无法适应新时代需求时，就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创新。如果单纯依赖过去成功经验，那么可能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大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每个时代都需要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前人的方法或信仰特定的哲学体系。
总结来说，无论是从立国之本、权力运用、对待敌对势力处理、财富资源管理还是长远角度考虑，都能看到不同哲学思潮在帝王术中的不同表现。不过，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绝对正确答案，每个时代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不同的策略，因此，“帝王术是法家还是道家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它随着时间推移，一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