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颍川的故乡，一位史学家、政论家的足迹留下了深远的印记。荀悦（148～209年），字仲豫，以其聪慧好学和卓绝文才，在东汉时期留名史册。
幼年的荀悦，因家贫无书，每到人家遇书即读，过目成诵。十二岁能说《春秋》，尤以著述为己任。在阉官专权的汉灵帝时代，他选择了隐居，以避世而不仕。在曹操征召之时，他再次出山，历任黄门侍郎、秘书监、侍中等职，与孔融及弟荀彧同侍讲献帝宫中。
献帝对《汉书》繁复难懂，命荀悦编年体改写。他依据《左传》体裁，将30篇编纂成《汉纪》，被誉为“辞约事详，论辨多美”。此外，他还著有《申鉴》5篇，对现实评论讥刺，并反映了他的社会思想。
在曹操专权之下，荀悦见证并批判了当时政治现象。他通过文章表达对谶纬符瑞的反对，对土地兼并的一斑，也展现了他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与先秦儒者相近。
明代何孟春评价其：“其论政体，无贾谊之经制而近于醇，无刘向之愤激而长于讽。”这说明了荀悦文章风格特点，即既有醇厚，又不失深邃。这一批评也让我们窥见他在撰述历史故事方面所表现出的独特视角和精妙技巧。
至今，《后汉书·荀悦传》仍记载着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而明代张溥辑有《荀侍中集》，收入四部丛刊影印明文始堂刊本。此外，《申鉴》的注释由黄省曾所作，为后人提供了解读这一作品宝贵资源。
从法律思想来看，荀悦主张教与刑都要先简后繁，用以化民情，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的理论，将人们分为君子、中人、小人，并根据不同品质施行不同的治理方法。而对于复仇问题，他则倡导“避仇有科”，即杀害亲属若依法躲避，则不可复仇；如果不躲避，则可复仇，这样的立场显示出他对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思考，以及如何平衡两者的矛盾需求。
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价值判断标准，即将君主划分为六主（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和臣子划分为六臣（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分析不同品类君子的行为及其影响，同时探讨这些标准产生原因，从而揭示了一种基于实际情况下的行政管理策略。这种策略强调了行政上的必要性以及处理上层关系对于国家兴衰至关重要性的认识，是一种前瞻性思考，更是对古籍智慧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谈及理想中的君民关系时， 荀 悋 强调“上下互相依存”、“从道不从君”，认为只有真正理解民心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领袖。而关于统治秩序维护的问题，他提出了建立制度防止忿争、一统序致，以确保社会稳定和秩序，这些都是他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的一个宏大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