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慈悲的极致：任继愈如何开启中国宗教学新篇章？
在这段历史时期，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学术大师共同踏上了西行之旅。他们的离去，让学界感到无比的失落和哀伤。季羡林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外文化知识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任继愈先生则是中国宗教学领域的一代宗师，他一生致力于宗教学和哲学研究，为我国宗教学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其著作丰富，影响深远，几代学人都受益匪浅。
本期《读周刊》特别邀请了与季羡林先生有密切交往的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郭晓勇，以及对任继愈先生有深刻了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卓新平撰写文章，从不同角度回忆两位先生的一生学问和人格，以资纪念。
1972年，我因某些原因得以补入“大学”，成了一名晚入校好几个月的、名不符实的“工农兵大学生”。由于获得了“迟来的幸运”，我努力地赶、拚命地补，结果成了学校“白专”嫌疑。在各种警告和暗示下，我不敢再专攻自己的英语专业，转而广泛涉猎马恩列斯著作和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这样，我首次接触到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并知道了任先生领导的大型研究机构——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样的单位存在。
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在农村经历3年半无法读书的情况后于1977年底回到学校。1978年招考研究生的消息传来，让我无比兴奋。在同学们鼓励下，我克服重重困难报考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并于1978夏第一次走出家乡、走出湖南来到北京参加复试，也第一次见到了任先生。我成为了当时被称为“黄埔一期”的这届研究生中最年轻的一名学生。
在读研期间，我虽然不属任教授直接指导的人类域或佛教道教专业，却仍有机会聆听他教授古汉语课、中哲史课及宗教研究方等课程。这让我认真阅读了他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以及主编4卷本《中国哲学史》，了解到了他在1963年就得到毛主席赞誉，并在1964年的故事。此事件标志着中国宗教学作为一个系统化学习领域由个人零散性发展进入集体系统性创立与发展时代。而且，我们还系统地学习了他的主持编辑作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世界各类信仰活动分析工作视野。
作为这一届所谓第一批留乡者中的最小年龄之一，我受到了这些导师们特别关心培养，一毕业便被留所工作，不久又派往德国攻读博士，这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该领域第一个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选。我凭借此机会认识到任务重大，对中华民族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更加勤勉努力。
随着时间流逝，我们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理论框架，同时也意识到需要更全面的比较方法及知识面广博。在这个方向上，我的老师们强调多元拓展扎实基础。他身体力行，不仅参与多卷本典籍完成，还创办国际知名杂志，如《世界宗教研究》、《世界 religions资料》等，并主编工具书如《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这一切都是为了推动我们的团队构建更多高质量文献资源，使我们能够更全面更精确地理解人类精神生活及其相关现象。
除了这些具体事项之外，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2006年的春天，当时正是我的90岁华诞庆祝日，但他拒绝任何形式庆祝活动，而是继续关注着我们的成长。当我们开始编辑巨型词典项目时，他鼓励我们一起撰写绪论并署上了名字；每当遇到困难，他总是在支持提携里给予建议帮助；直至最后，即使身患疾病也不愿放弃笔耕计划，最终希望能完成自己手头工作的事业目标。他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让我们感到震撼激励，我们将继续努力，将他开创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为实现独立发展创新体制带来硕果累累时代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