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瓷器艺术已经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境界，它们宁静典雅、含蓄自然、清新质朴，如春水明月，绿云薄冰。这些瓷器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美的无限遐想，也隐藏着深邃的精神世界，这是读懂宋瓷精神的钥匙。
郑樵在《通志》中提出了“制器尚象”说，他认为人们制器既是为了实用也是为了“有所取象”，即有所寄寓。《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宋瓷则完美地体现了道器合一的中国艺术最高境界，器亦道，道亦是器。
宋代是一个偃武修文、文化昌盛的时代，当时统治者大力推行和崇奉道教，使得道教得以深入发展。这种文化氛围使得人们将日常生活中的用具如瓷器提升到理念层面，将其视为传播思想与文化的物质载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宋朝经历了多次战争，每战必败，最终导致割地赔款和送礼求和。在这种背景下，唐人的气概与胆魄已荡然无存，而宋人转向内省自我，对外界企盼和搜寻的心态减弱，他们开始追求内心世界，从而将人的审美情感过滤并提纯到极致。
这股主流意识形态促进了理学思想与无为观念相结合，让个体探究内心世界，并将审美情感过滤至极致，不追求外在物象恢弘博大或炽热情感发扬蹈厉，而是精深透妙地观照某种心灵情境，对某种情绪细腻辨察，对宇宙人生细腻品味及历史领悟。
修文偃武国策以及不断收缩疆域让宋人的心灵变得内向，同时也使得他们创造出的文化变得温文尔雅、婉转妩媚、精致细密，其艺术特质注重意态神韵与典雅平淡。梅瓶作为一种代表性作品，小口、高颈、中部圆润，与玉立的小女孩相似，是娇艳但不轻佻，有著端庄妩媚之风范。
通过造型变化实现曲线与直线结合，这些都体现出的是一种对于内敛静默状态更高要求，不像唐代那样张扬外向，或许这正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外事功个性的追求，以及对内敛于静若处子的认同。而这样的表达方式，则可以被理解为返璞归真的思维模式，即“致虚极，守静笁”。
此外，由于强敌压迫造成的心理压力，在窑艺上也表现出了尺寸尽量向内部收缩的一般趋势。这正映射老子“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某种思考方式，即最小化国家规模，以减少人民负担，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釉色装饰方面，则更加突显了老庄美学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它们追求釉色的自然本色，不加雕琢，只保持朴素自然之美，便成就了一番浑然天成，无需任何额外装饰的情景。此类釉色，如青白釉，被看作是天之本色，所以具有崇尚自然、本原状态意味——这是因为古人相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所以任何事情都应该回到它最本原状态，那就是根据自然规律发展，即“抱一以言诸事。”
总结来说，一切都是从简洁真实开始，因为这样才能真正触摸到生命力的自身追求。当你抚摸一件简单优雅的手工艺品，你会发现其中蕴含着超越世俗繁华的大智慧。这便是在遥远过去的一个时代，当人们依旧珍视那份关于生命意义上的共鸣，并尝试捕捉那些不可见，却又如此重要的事物——爱、信仰和存在感。而我们今天仍然能够从这些古董中吸取启示，因为它们展现了一段人类史诗般故事，它们承载着一个民族对自己身份和命运选择的一生思考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