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北京的白云观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传戒仪式，这是自解放后全真派首次公开展示其戒律。照片由宋士洪道长提供。在这个严肃而庄重的场合，戒律不仅仅是一种禁令，它是修行者追求真理和完善自我之途径。天真皇人曾说过：“既称道士，不以模范不足；凡言真人，不以规则不足。”因此，当一位修行者踏入戒坛，他们必须诚心接受戒律，并努力保持安静与威仪，以避免五祖之累和七真的高傲，从而成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全真榜样。
从严格意义上讲，全真派的传戒活动并不算是一个法事，而更像是教务的一部分，是维护道教纪律、建设教制的重要方式。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虽然全真派是最著名的一支，但传戒活动其实早已存在于中国古代其他宗教中，即便是在佛教之前。在敦煌文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唐代关于受十戒经盟文的记载，这表明了唐代道士受戒的情况。而这些记录并非来源于佛教，而是源远流长于中国文化本土。
有人认为，道教对传授戒律有所借鉴于佛教，但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原因之一在于印度佛教当时并没有正式的“传授”过程，只有讲经辩论，没有具体的手续。而第二个原因在于，中国佛教学术对于这方面记载较晚，与道教早期出现的事实相比显得迟缓多了。
全真派对于传授戒律持有极高标准。一位方丈大律师不会轻易将其掌握的心法和秘密分享给任何人。他会根据十个标准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好学如流、近贤无疑、聪慧识别善恶等等。如果对方不能满足这些条件，他就不会将心法转交给他。此外，如果对方心不正、行为不端，或是不诚实、大胆自负，或许还染着疾病，那么也绝不会被选为继承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甚至会将石匣藏匿在名山福地或海岛龙宫，让自然界决定何时出现救赎者。
通过这样的严格筛选过程，最终能够获得完整知识体系的人才真正能达到内心清净与精神上的成就。这就是为什么 道教授受习的是一种悠久且深厚的情感纽带——它不是简单地按照一定程序进行，而是一种经过千年的沉淀和发展出的一套精细化系统。
最初，太上老君降下了科仪，使之成为一项可供世间遵循的典范。当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清派、新天师道等各个宗派开始建立自己的规矩，如三皈五常八德十诫，以及更多其他各式各样的条款，每一种都旨在帮助修炼者克服欲望并保持内心平静。这其中，《老君想尔》即为正一天师所创立的一个非常早期版本，也被视作整个道家世界最原始的一部礼经。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新的宗派兴起，如北宋时期崭露头角的大圆通宗，其特点是强调“三皈”、“五常”、“八德”以及更复杂的地层结构。不久之后，全真大圆满宗再次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包括更详尽的地层划分以及更加复杂的地界定义。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出，在不断演变中的中华文化中，对待灵魂探究与个人提升的问题始终占据中心位置，无论是在哲学思想还是实践操作上，都体现出一种对超越物质世界渴望永恒生命力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