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哲学家，我曾深入探讨过爱丁顿爵士提出的时间之箭概念，这种线性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适用于科学领域，也反映在了卡尔·洛维特对历史的理解中。然而，随着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带来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以及对话意识等精神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三种代表性观念：汉斯·昆将库恩的“范式转换”应用到文化和宗教领域；卡曾思提出了“第二轴心时代”的概念，以区分传统世界图像；斯维德勒认为我们应该进入“全球对话的时代”。
这些思想者都试图解决文明相遇尤其是宗教相遇的问题，如保罗·尼特、约翰·希克、约翰·科布、阿部正雄以及雷蒙·潘尼卡，他们都强调了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性。潘尼卡甚至写了一本《对话经》，他认为没有对话，就无法实现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理解。
安伦则提出了一种理性信仰之道，他认为宗教应扮演积极角色，化解自身危机，并促进社会道德与和平。他提出了所谓“宗教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基于理性信仰，同时也是理性信仰基座。这一观点支持了约翰·希克关于后轴心时代世界各种宗教核心目标——寻求救赎或解脱。
总结来说，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着重大的机遇与危机，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跨越文化和宗教界限的大智慧。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在科学与理性的框架内，对待我们的信仰，从而为人类带来更大的希望与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