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王冬龄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名为《道象·王冬龄书法艺术》的个人展览，这次展览规模空前，吸引了众多书法界的知名人士和文化大腕，他们纷纷前往祝贺。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以及中国书法家协会等机构领导亲自出席，并发表了贺词。在致辞中，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赞扬了王冬龄先生的书法艺术成就，他指出王冬龄不仅在形态和形式上拓宽了我们对书法的理解，还为传播书法文化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展览中的作品主要以《易经》、《道德经》为内容，但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而非传统的楷書或隶書。
范迪安院长的话语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强调了王冬龄作为一位著名书家的地位；二是表彰他在将时代精神融入到书法实践中的创新努力；三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展示他的作品中体现出的对传统文化敬意。《道德经》，这部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著作，是中华文化与哲学精髓之集结。选择它作为创作主题，不失为一种理想之选，因为两者紧密相连。但从实用性和传播角度考虑，即便如此，观众仍旧难以识别其中字样，更谈不上推广。
那么，为什么要用人们无法辨认的形式来表达《道德经》的思想？让我们再听听其他专家的见解。中央美院院长许江提到：“他的双手穿着红袜子，一脚踩着数百个中国古文字，以《逍遥游》、《道德经》、《心经》等东方典籍爬梳欧亚拉美众多艺坛圣殿。”核心意思是说他的艺术融合了东方与西方元素，是中西合璧的一种自然结果。他早已在美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进行过交流，并曾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因此这种结合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书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则称赞：“王冬龄关注草書空间问题，将其根植于传统，又赋予新的创造力，使其独树一帜，同时体现出深厚的人文素养，为当代创作开启新视野。”这里强调的是他既坚守传统又敢于创新，在此基础上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人看到了不同的可能性。
然而，无论专家们如何评价，有些读者并不认同，他们认为，“让他自己阅读并重写作品”、“再试一次”、“小孩涂鸦”、“对《道德经》的误解”，甚至有人质疑这是“绑架”。也许正如他们所说，或许我们确实在追赶落后，而现代文笔才开始走向“断崖”。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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