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对西方的影响
导语：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达到顶峰，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有人认为中国的孔子思想对于文艺复兴产生重要影响，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4世纪初，意大利威尼斯商人、旅行家、探险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率先发表《马可·波罗游记》，又称《东方见闻录》，最早触发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心。继马可·波罗之后，许多近代欧洲人写过东方游记，这些游记虽取得了巨大商业成功，但其中大部分未免荒唐离谱、太过草率，并未如实地、准确地理解中国的文化思想。
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陆续到达中国，开始与中国知识阶层相交往，与中国朝廷结成了亲和关系，于是，西方关于中国精神、文化的研究正式起步。当时，耶稣会传教士寄往耶稣会本部的信札成了欧洲最初全方位接触中国的开端。耶稣会传教士受到清朝皇帝以及高级官吏的隆重欢迎，这使初来乍到陌生土地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有了一种好感。不过，针对当时在法国先行出版、风靡一时的关于中国的学习读本，耶稣会传教士指出：一方面，该读本存在诸多关于中国的错误解释和理解;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统治理念并不是《论语》中所承载的`孔子思想。事实上，虽然清代奉儒教为国策，但在严格意义上，并不以孔子思想治国。易言之，明末至清代，中国的统治理念不是孔子思想而是新儒学或性理学。
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被誉为中西文明交流的开拓者，被中国士大夫尊称为“泰西儒士”。他不仅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努力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但是，就像大多数耶稣教传教士一样，利玛窦也觉得十分惊讶，当时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与初始儒教相距甚远。即使是今天，绝大多数西方东方学家也一再强调，历代中国王朝诸如性理学一类的统治思想与孔子本人的教诲很少有联系。利玛窦语出惊人：“性理学仅仅发展了孔子教诲的一部分”，这番话掷地有声，极大地影响了清代士大夫的传统学术观念。不过，由于当时性理学是官方权威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清代士大夫尚无人马上接受这一论点。但是，利玛窦死后，清代学者开始批判性理学，通过引入正统经学的古典分析方法，大力发展了金石学、考证学等。
鉴于清代奉性理学为国策，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热心钻研和介绍作为性理学始祖的孔子及其《论语》，试图借助《论语》所阐发的纯洁道德和治国理念，寻找治愈西方社会各种社会弊病的济世良方。在《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游记》中，利玛窦这样写道：“被称为中国圣哲之师的孔子，把更古的哲学家的著作汇编成四部书，他自己又撰写了五部。他给这五部书题名为‘经' (The Doctrines)，内容包括导向正当生活的伦理原则、指导行为的教诫、习俗、古人的榜样、他们的礼仪和祭祀以及甚至他们诗歌的样品和其他这类的题材。”①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最初西方传教士关于中国思想的介绍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方兴未艾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社会变革。当时欧洲处于时代转折时期，进步知识分子正在摸索一种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世界观。对于反对世袭贵族弊端，追求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来说，孔子的仁义道德、以德治国思想，生命价值、人格尊严以及天下大同理念等无疑是强大的希望之源和精神支柱。特别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在揭露教的狭隘、虚伪和奴役本性时，直接从孔子的无神论姿态中吸取精神营养。在他们看来，孔子提出“德政仁治”思想，强调尚贤，呼吁“举贤才”，这不啻是借以摧毁欧洲绝对王政的一种烈性。换言之，孔子的谆谆教诲为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作出了思想贡献。因此，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和哲学家顾立雅(Herrlee G.Creel，1905—1994)有理由把孔子推崇为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的“守护神”。
当时除了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伏尔泰(F.M.Voltaire，1694—1778)等大思想家十分推崇中国文明之外，还有许多思想家和学者高度赞扬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美德。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de Secondat，Baronde Montesquieu，1689—1755)较早系统研究了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致力于从东方文化中领悟欧洲的未来图像，尽管他有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持怀疑态度，但却热烈欢迎孔子、孟子的民本思想。例如，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以《中国的良好风俗》为题概述了孔子、孟子的民本思想：“有关中国的记述谈到了中国皇帝每年举行一次亲耕的仪式。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的目的是要鼓励人民从事耕耘。不但如此，中国皇帝每年都要知道谁是耕种上最优秀的农民，并且给他八品官做。”②
此外，当时欧洲上层热衷于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这对欧洲艺术观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不仅推动欧洲艺术摆脱新古典主义美学的束缚，也催生了以人的自然感情为主旋律的浪漫主义美学。不仅如此，中国思想和文化也有助于西方人的教人生观由来世人生观转变为现世人生观。当然，伏尔泰并不否认，欧洲近代史上，主要是人文主义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序幕，但他同时强调，东方的发现给欧洲人敞开了新的道德的、物理的宇宙。东方的发现，向西方人展现了一个与欧洲截然不同的传统与习俗，从而为形成一种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东西方跨文化交往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