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道主义的书学思想 汉至武帝刘彻践位，而国政大备，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对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影响很大。董仲舒对罢百家、尊儒术的决策，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汉书·董仲舒传》: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贤良，皆自仲舒发之。 董仲舒以三才解释万有，他说:“天生之以孝梯，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丰L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无孝佛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 关于人性，他的主张是以教化使人归于善。他说: 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王教则质朴不能化。 他提倡“修己安人”。从这些观念出发，而提倡以“礼乐”，将艺术视为“教化”的手段，于是，便有了“乐教”、“诗教”的说法。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便将诗、书、琴、画，视为修己、内养的必修科，通过“游于艺”，而“成于仁”，也就是人格修养的最高阶段。 这一些主张，虽然基本上已由孔、孟、荀所莫定，但在先秦诸子，不过是思想家的倡导而已，即所谓“私学”。而至汉，一经武帝“独尊”，便带有了浓厚的官学色彩。 两汉本少严格意义上的书法理论著述，即使从文字学角度来论述，也已算近论了。以儒学精神第一个起来卫圣道的，便是后汉灵帝时的赵壹。他撰《非草书》一篇，专以抨击草书，言辞颇为激烈。这从另一个角度去说，“草书”在当时，似已泛滥成“灾”了。从思想史角度来看《非草书》，尤有兴味。灵帝时，草书已流行。草书之产生，本为顺乎时用，似不必这样严厉地去“非”的，而赵壹竟以为草书是“背经趋俗”，不足以“弘道兴世”。他说:夫草书之兴也，其在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 他以为草书本是为了捷易而产生的，而当时竟去细细揣摩，这与原来的宗旨岂不相违?何况，草书“非圣人所造”，不是圣人仰观俯察所创。这里，似已反映出当时习草者已颇多，既为训练，当然难求其快。再者，也说明赵壹正统的文字观，他把文字看得异常神圣，古文皆圣贤所造，今世俗小儿，竟尔草草，这是难以容忍的。他的言辞很尖刻，攻击异端不留余地，将“草书之人”，谓为“伎艺之细者耳”，首倡书法是“小道”的高论。说到书法的功用，他很明确。他指出草书之不足为大用的几点是: 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 这里，丝毫不谈艺术二字，是极实用的主张。写好写坏都无益无损于的宏旨，这还不是“雕虫小技”吗? 赵壹这种观点，对后代的影响，不可小视。直到康有为，仍认为书法是“小道”，只有学得极好了，才可通“大道”。赵壹极尽讥嘲之能事，他挖苦沉溺于草书的人，就像低下头去捉虱子而看不见天一样:“俯而们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蛆虱，乃不暇焉。” 从《非草书》中已可看出，学习崔缓、杜度、张芝草书，在当时风气已盛。那么，赵壹之“非草书”，颇有点“传统派”对“创新派”责难之意。这种非难，是站在文字学、站在“圣道”立场上，用实用观去指责一种不守陈法的新事物。 汉代本少严格意义上的书论专著，在仅有的少数文章中，就有一篇这样壁垒森严的学派性大作，真是难得，也很有意思。 汉代专论不多的原因有二:其一，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在当时尚未为人普遍意识到，故从文字学角度言者有之，从实用角度言者有之(如有关律令)，而用艺术眼光来看的则少。其二，散佚较多，如崔缓撰三卷《飞龙篇·篆草势》《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存其目，至《宋史·艺文志》已不著录，蔡邕撰《圣草章》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存其目。张芝撰《笔心论》，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引《书势论》云:“芝见蔡邕作《笔势》，遂作《笔心论》五篇。” 即晋人所作亦有不少伪托，此更见汉人专著之珍了。 汉人论书较多地是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只言片语，此虽非洋洋宏论，却也可资管窥，以见一斑。 秦、汉人于笔法尤多论述。卫续僵黔载李斯用笔之法云: 夫用笔之法，先急回，后疾下，鹰望鹤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如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深思之，此理可见。张怀瓘邻娜谓程F“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冯武《书法正传》载萧何论笔法之言: 夫书势法，扰若登阵。变通正在腕前，文武贵于笔下，出没须有侍伏，开阂藉乎阴阳。每欲书字，喻如安营下寨，稳思审之，方可用笔。笔者，心也;墨者，意也;书者，营也、力也、通也、塞也、决也，依此遵妙矣。 对于笔法的留意，是西汉异于前代之处。中国书法的技巧论，始萌于秦、汉，奠定于晋、唐。 技巧理论的始萌，反映了这个时期文士们对书法的看法。不将书法视为技艺，是不可能论述技巧的。书法可以给人带来荣誉，也才有可能使天下人习艺练技。这是书法为社会承认的明证。试比较一下先秦，那时谈修辞技巧、谈乐、谈绘画的便不少，而谈写字技巧的则无。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论书的言论，尽管是短札片言，也有重要意义。明确的书学思想，实在是滥筋于汉代，从此以后，论书便渐成风气，至唐、宋，从帝王至文士，罕有不言书者。严格意义上的书学遂告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