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愈新法 —西汉早期简市隶书 篆书隶变，以至形成体式定型、法则完备的隶书(脱尽篆意的汉隶)，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如从战国后期的《青川木犊》算起，迄于西汉后期宣帝时的《定县竹简》.有二百余年的历史。《青川木犊》已基本形成古隶的面目，在它之前还应有一个演变过程。战国中期的《仰天湖楚简》和《望山楚简》中已有一定的隶变迹象，类似的现象在同期的秦闰篆书手写体书迹中也应存在，甚至应变得更快，只是目前尚无实物证明而已。篆书隶变，在战国时期是汉字及其书法演进的必然历史趋势。经《青川木犊》演进到战国末及秦的《睡虎地秦简》，形成了从笔法到结体、章法皆趋于一致的古隶体貌。 再往后发展，古隶中尚存的篆书偏旁结构形态进一步解体，而隶书的“逆人平出”、波碟、挑笔形态更进一步由内敛型变为外展型。如《马王堆帛书》(图17)、《银雀山汉简》、《张家山汉简》、《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江陵凤凰山木犊》、《卒阳汉简》等均表现为这一演进过程中的过渡体貌。 过渡体的历史意义在于承上启下，对过去的旧体而言是“破”，对未来的新体而言是“立”。但其风格史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其过渡体的形态本身即是一种风格类型。这一型的特点在于既存有一定的古意，又已具备一定的新法。它不是过去的老面孔，而相对于成熟的新体而言.它又包含着旧体的某些意趣。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更具有“回味”的余地.正迎合人们的心理，这是一种审美心态，其内涵是旧的知识学养的积淀。清代以来的文人艺术家们常以作品有“古意，为高，甚至成为品评书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标准。这所谓“古意“，也包括上述这种过渡形态所表现的意趣。 任上述简吊古隶作品中，《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近于《睡虎地秦简》，用笔凝重，结体篆法为多，但笔势较秦简放纵。《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和《c.阳汉简》结体多取横势，疏密对比增强，波碟及挑笔舒展。《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书法纵向取势，用笔尤为刚健.横画“钉头鼠尾”，波碟短促而挑笔和直画尤为伸展。通篇神气咄咄逼人。《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用笔轻松，笔势放纵洒脱，有野逸之趣。这一批帛书非出自一人之手.故有两种风格，主要表现在结体上.一横向展开.故通篇有密布之感.一纵向伸长.字与字间布白疏阔,故通篇有散落之趣。 二、隶体典范 —《定县汉简》与《武威仪礼简》过去，一般认为隶书成熟于东汉，桓灵时期大量的隶书碑刻标志着汉隶的最高成就。1957年花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仪礼简》和1973年在河北定县出上的《定县汉简》打破了学术界的陈见。这两批汉简，《武威仪礼简》约书于西汉成帝时期，而《定县汉简》稍早，为西汉宣帝时作品。这两批竹简的书法，均为成熟的汉隶体貌，尤其是《定县汉简》，更无一点篆书遗意，并且结体L整，隶法精到，在西汉实属罕见。 《定县汉简》(图18)笔势稳健，结体平正，用笔明快，柔中窝刚，波碟及挑笔流杨饱满。这一批汉简所书为《论语》等8种经典文献，而其书风正与之相合.颇有濡士风度。 《武威仪礼简》则表现为刚中见柔的气象，似用弹性很强的硬毫笔所书。其点画用笔顿挫强烈，提按鲜明，收笔出锋尖锐，形体结实，在平正的大势中有丰富的变化，通篇看来，有刚健豪爽的力度和气派。 上述两批汉简代表着成熟汉隶的两种风格典型，也是西汉隶书中最为精美的作品。 三、破法生法的草泉世界 在篆书时代，篆书一方面由大篆向其空前规整庄严的极端方向演进(最终表现为秦刻石小篆的风格)，同时其自身又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解散篆法，而向便捷的隶书体式演化，鼓终导致汉隶的形成。这两条发展道路都合乎社会生活的需要，是由其各自不同的社会功用所造成的。前者根据记功颂德、显示最高统治者无上权威的庄重用途需要而变化发展。后者则根据日常社会生活的一般性需要而变化发展，因其旨在便捷，所以引起其构造形式上的约易和点画用笔贯气形式上的根本性变革。 同样的规律在由汉隶向草、行、真书的演进过程中再次得以显示。 隶书由秦隶(古隶)逐渐变化，如前述《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简》、《草阳仅简》等皆为这种演化过程的表现形态.直至宣帝时的《定县汉简》，标志着这一演化过程的结束，隶书一方面由一占隶逐步脱尽篆意，演化而为成熟、规范的汉隶(表现在古代经典文献的抄录和官府文书方面)，同时，它又在自我解体，经“草隶.的过渡形态逐步向新的体式—草、行、真书演化。这种演化首先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一般用途上，以《居延纪年简》为代表的西汉草隶即生动地体现了这一演化过程。 《居延纪年简》多达1000余枚。上自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下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时间跨度长达132年之久。将这一批汉简放在一起欣赏，其书法面目真可谓争奇斗艳，变化万千.无定则可寻。有的大体看上去可谓分行有序，但字之结体，在同一简上既有正规的隶体，又有局部破格的，还有的字已表现为章草、行书甚至今草的结体和笔调。有的简通简信手放纵，大小、宽狭、收放，兴之所至，随意生形。用笔的节奏变化强烈，有时笔画细劲，有时忽然又肥粗如带(这尤其表现在波碟、挑笔或长垂的直画形态上)。 这般草隶作品，由于解散隶法，减略概括字形，连笔呼应造成近乎“永字八法.规律的用笔法，这正是后出今体书—草、行、真书的笔法来源和结体依据。这些草隶竹木简的作者，为应付生活中的急需而匆匆下笔，因其求便捷的实用目的而造成了痛快淋漓、气象万千的艺术情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所做的这些极为平凡的事情却具有如此伟大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他们不自觉地在创造着新的书体.在进行书法史和书法风格史上的一场伟大的变革。这种“无法无天.的书法表现形态，破坏了旧法，又不断在生出新法。此外，从书法风格学的意义上说，这种集隶、草、行、真诸体成分为一体的凤格，犹如鸡尾酒，成分复杂而又融合为一种新的美味。这对我们今天在书法艺术上创立新风格不无启示意义。但必须注意的是.诸体相融，须以某种墓本体式法则为根本，以免杂乱。就如同这些草隶简，其墓调多为隶法，有的基调已为章草，其中有少数字为草隶甚至个别字为正规的隶书也无大碍。 草隶作为汉隶在成熟井日趋定型的同时又进一步演化的书法形态，它是今体书—真、行、草书赖以胚胎、发育以至成形的母体。所以，“草隶’这一名词的内涵十分丰富，它资括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定的书法体势、笔法、艺术情趣，它是一种大交融.这种交融和演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作为文字学意义上的新“字体’和书法学意义上的新书体的诞生，正是要靠这种大交融而实现。从书法风格学的意义上来说，作为这种大交触实体表现的种种墨迹，其风格的变化也是丰富多彩的。它不受任何既定程式的制约，但多少又有一定的旧体法式在不自觉地起作用。可说它无法可循，但它又是包容了旧法与新法的最充满活力的书法形态。这也正是这类草隶的墓本风格特点。 西汉末期那种体式完美的“章草’体(如《敦煌木简》中新莽时的《到责未报》简可为代表)是草隶的第一个新生儿。但章草既是一种独立的书体，又是由草隶向今草体演化的过渡体。章草成熟的同时，又在继续草化，因而东汉时期出现了大最的笔法介于章草与今草之间的草体。如《居延汉简》中的《甲渠侯官粟君所责冠思事册》和《误死马驹册》均为东汉初建武三年简，笔势滋肆豪放，草法幕本合乎章草，但在随意流畅之中已呈现出一些局部的今草用笔法，有些字中的某代笔画的章草形态收敛起来，而为顺应上下字之间的急速贯气。日本《书道全集》所录《居延汉简·永元兵器册》([119)的书法.隶笔进一步减少，有许多字末笔的波碟不以隶法书写.而是急促驻笔甚至转锋向下，字之大小随机变化，甚至十分悬殊，痛快淋漓，已具有今草气象。 行书体势在汉代书迹中也已初成。如《东汉熹平元年瓮》和《汉朱书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上册126页《赏析》文中将此砖书法目为草书，不解)，为难得的汉末行书标本。其书已9本脱尽隶法.也不夹杂章草和今草写法，纯然行书。前者笔调较为厚重生拙，后者则放纵流畅.其笔法、体势正可下与魏晋行书相衡接。此外，在汉代简犊中，还有大量的可视作行草或行楷并多少夹杂着某些隶法的书迹，表明当时在社会生活一般用途的书写中，行书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书体。而上述两件作品则是其中的先行者。 真书亦同时在汉代成长起来，大体成型。如日本《书道全集》第2册所载敦煌出土汉简中的《西部侯简》，全简二十余字，除有三四字为章草外，其余均为真书.只是偶尔有局部的隶法。这也是演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即使曹魏时钟眺的《荐季直表》也未尽脱隶法。再如《东汉永寿二年陶瓶题记》，其正中大字“永寿二年’为隶书，其他各行文字基本为真书，只是有的纯为真书，有的尚存某些隶法或略带行书笔意。其‘书纵向取势，疏密得宜，点画秀健，真书至魏晋日益成熟、定型.是其必然的历史发展。 这一类的行书、真书，因其带有前代旧体的某些笔法、意趣，使我们觉得有丰富的内蕴，古雅朴实，耐人寻味，这是一种书法美的类型，所以明代至今的许多书家津津乐道于类似格调的古代书迹，并效法、再变化为自己的风格。此外，章草中夹今草笔法，而今草中夹杂章草笔法，元代及明代书家将此法作为创新之举，将“章中含今’的风格目为有新意，将“今中含章”的风格视作存古意。竞相仿效，一时成风.现在有如许多的汉魏时的真迹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正可从中获取更多的启示。 四、章草风流 —燕议张芝草书 因趋急速的实用要求，隶朽在其日益趋于规范的同时，又在向草、行、真书演化。因此，在日常一般的用途中，在中、下层士吏的趋速文书中，草隶盛行起来。这种草隶，在结体及笔法上的解散隶法.即是后之草、行、真书结体、笔法的萌生。其中，草法的日益规律化，约定俗成，形成了一整套共同遵守的法则，这就成为章草。章草是隶书的草体、今草的古体., },r字字独立而不相连属，其草法只表现在单个字的内部，并且在点画形态上还保留着隶书中最为典型的波碟和挑笔，从而形成了章草书体风格的两大特点。 早在属西汉晚期的敦煌木简中，就已见整简成熟的章草体貌，而到了东汉，章草在简犊中就更为多见，成为空前兴盛的一种书体，同时，其笔法更为精到.并且风格多样。如《居延汉简》中的《误死马驹册木简》(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等许多章草简、《武威医药木犊》(东汉早期)，以及敦煌出土的许多竹木简如《北部侯长简》、《子孝文通简》等，虽零散，但聚集在一起品贫，汉代章草的全貌也大致可得‘T.想起前人往往凭据一本传为吴皇象所书《急就篇》翻刻本学章草，与真正的章草风韵不知相距千万甩.徒费精神，学得外形，格守其僵窘相而不敢放笔。今人有福.视野大为拓宽了。 章草这一类原为草率急就的写法.本为俗体不足为尊的.在汉末居然能发展成为一种有法则可循、受上大夫文人广泛欢迎井效法的书体，正说明当时的上大夫文人对书法已产生较强的艺术追求意识和较高层次的审美观念。因而，东汉出现了史载的著名章草书家如杜操、崔缓、张芝等人。 唐张怀璨《书断》中说:“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不穷。’不知何据。其《书断》中引“欧阳询与杨附马书章草《千文》批后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井是章草，西晋悉然。适乎东晋.王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的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同一朝代之人，看法不一。近人唐兰在其所著 《中国文字学》中反对张怀瑕的说法。他认趁心二为:“张(芝》书本已寸纸不见遗.唐人常取二王书，伪托伯英，所以张怀灌就误认汉时就有今草了。’李世民《王羲之传论》中说:“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张怀璀《书断》中也说张芝“遗迹绝少，褚遂良云:钟、张之迹，不盈片素，。前人皆未说张芝创今草。在“不盈片素，、“无复余踪’的条件下，张怀灌又怎能断定张芝创今草呢?另观《淳化阁帖》中所录《冠军帖》.完全唐人笔调，比之王羲之，无疑新得多，简直如出怀紊、张旭笔下。限于汉末的时代条件，也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书风出现。只有《滓化阁帖》中的《八月帖》章草尚可归属张芝。 东汉的草书，从简犊实物资料考察，章草盛行，并且法度完备。而有的简如《建武三年简》、《永元五年六月简》中有小部分字的形态、偏旁写法已近于今草，通体笔势中也兼有一定的今草气象，但这只是章草向今草演进的迹象，其面貌则基本上仍为章草体式。作为一种体的存在，必须从用笔、结体诸方面具备其体式所特定的法则l标谁。这样的今草书作品在汉代未见，直至魏晋以后才出现，这在楼兰出土的晋人残纸书迹中可以得到证实。 此外.从一般规律来说，一种新体在民间萌生成长以至成熟，须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方可得到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接受、认可，进而亲自效仿。新体到了文人士大夫的手中，最终得到整理和提高，以至法度完备，得到充分尊重和运用。今草书在汉末尚未形成独立的体式和法则，不可能成为文人士大夫们迫求和钻研的艺术书体。卫恒《四体书势》中说:“杜氏(杜度)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崔缓)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这里是指的章草书。杜度、崔缓以善章草著名.这里.卫恒指出他俩风格的各自长处和短处，进一步说到张芝“转精甚巧”，他是在杜、崔两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达到“精巧，的程度的.也只是“精巧”罢了，并未独创新的草体。所谓“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亦是其迫求精巧高度的表现。他的创作态度，是要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时人及后人的楷模，所以他尤其讲究法度，也正因如此，他不愿在匆忙的情况下作书，以免不合“楷则”。这只有针对在当时体式定型、法度完备的章草书而言，才是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如果将这段话套用来评论他的今草书.而当时今草体式尚未成熟，又从何说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