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经历的世纪之交和千纪之交,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即宗教学的崛起和迅速发展。宗教乃人类精神现象和灵性生活,人们对宗教的认知和研究,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应该承认,在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前,这种宗教认知和研究或是各种宗教本身的一种内在性研究,体现出对其观念、情感、行为、组织、经籍及文化构建和传统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剖析,或是相关学科所需的一种边缘性研究,展示着这些学科具有的多元知识背景和必要逻辑关联。而不带信仰前提、不为辅助手段、以客观、科学、公正态度为特色的、具有独立学科意识的宗教学,则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西方宗教学作为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势头,从根本上影响到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宗教研究。
西方宗教学在这一百多年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研究范围、特定范畴、大量方法与流派。其中,不少现代学者主张将其他一些领域如考古学、中医药等纳入广义中的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基本关系,如神与人、本质与现象等,由此构成其研究体系特殊范畴。例如,对于“神圣”(Numinos)及其关系问题,如鲁道夫·奥托《论神圣》中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超然与内在”的复杂关系。
西方宗教学早期家园对“神圣”解释,对今日仍有启迪作用。此外,还有一些重要方法被提出,如从田野考查实证到分析象征符号,从功能分析到精神分析等,这些都为当今整个世界提供了基础框架。
我国现代翻译事业对于这种跨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推动中国当代思想理论探讨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解决全球挑战需要跨越语言障碍的问题。我国翻译工作涵盖了大量文献,其中包括许多西方重要著作,它们既是人类文明宝贵遗产,也是当前国际交流不可或缺的情报来源。
同时,我国国内正在进行深入学习并致力于提升自己的事业,同时借鉴西方经验,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各民族人民的心灵需求,并增强国家整体素质。这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挑战,也是一个实践性的任务,因为它要求我们既要掌握先进技术,又要尊重传统智慧,在开放包容的情况下实现创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