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宗教管理的法制化进程中，行政与法律两者并存，形成了一个法制—行政的二元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行政控制和干预。这一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立法层面来看，虽然宪法明确保障了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并且有许多具体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针对宗教事务作出了规定，但这些立法成果往往被一些地方性政策所限制或覆盖。在实践中，这些地方性政策往往是由党政一元化的机构出台，这意味着即使有法律框架，也可能因为缺乏执行力而无法有效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其次，在实施层面上，由于没有建立起独立于党政之外、专门负责宗教事务审判和调解的问题解决机制，因此当发生与宗教有关的问题时，很难避免政治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依据法律进行处理，也常常会受到权力的影响，最终可能导致正义受损。
再次，从监管角度来看，对于涉及宗教活动的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其行为通常不受足够严格的监督。由于缺乏独立监察机构，他们对于如何合理地执行相关政策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依照官方文件办事，也容易出现滥用职权的情况。
最后，由于缺乏充分的人文关怀精神，在处理与宗教有关的事宜时，不少官员倾向于采取一种“打压”甚至“消灭”的态度，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和保护。这种做风带来的后果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社会的一种紧张关系：政府试图通过强硬手段维护稳定，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手段来应对潜在威胁。
综上所述，可以说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实际操作中可以看到，当今中国还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打通小周天”的境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推动制度改革，使得整个国家体系更加符合现代民主价值观，以此促进社会整体向更高水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