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哲学家，我曾深入探讨过时间的本质，特别是爱丁顿爵士提出的时间之箭这一概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随着科技和信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世界观念也在发生巨大变化。
我认为，卡尔·洛维特关于教义中的救赎史观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它强调了历史向前的线性特征，但同时也引发了对未来和终极目的的思考。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需要考虑人类精神领域的变迁，还要理解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如何相互作用。
汉斯·昆将库恩的“范式转换”应用到文化和宗教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信仰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演变。而卡曾思提出的“第二轴心时代”的概念，更是指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是由跨文化交流与传统深度挖掘共同构成。
斯维德勒倡导进入“全球对话的时代”，强调了不同文明间对话与理解对于避免冲突、促进和平至关重要。这也是当代许多思想家的共识，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对话，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社会正义问题以及其他全球性难题。
阿·汤因比关于文明兴衰模式的一般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宏大的历史框架，而塞缪尔·亨廷顿则警告我们，文明之间可能会出现冲突，这迫使我们反思如何在相遇中寻求共存与合作。
潘尼卡主张通过跨文化对话来促进宗教间理解，他认为没有这种对话，就无法实现真正的人类联合。他甚至创作了一部《对话经》，旨在指导人们如何进行这样的交流。
安伦则提出建立基于理性信仰之上的宗教共同体，他认为这是处理现代世界诸多问题的一个关键途径。他的理念是在追求终极关切、人生根基及宇宙神圣性的同时，既要尊重科学知识，又要超越片面的迷信偏执，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理性的检验。
总结来说，在这个不断变化且充满挑战的大环境中，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包容、开放的心态，以及更为广阔的情感空间去理解各种不同的信仰体系，并通过理性的方式寻找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一致性。此外，还应该积极参与到跨文化交流中，不断地学习并从中获得启示，以期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类协同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