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史上，战国时期是一个思想交流与冲突的时代，各种思想体系相互融合、竞争，这一时期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道家学派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流派之一，它以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为核心，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战国末年，即公元前475年至221年的时间段，是一个政治动荡、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道家思想逐渐发展出了新的理论和实践。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从“无为”的古老传统向着更主动的一种实践倾向转变的过程，以及这背后的原因和意义。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无为而治”被提出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原则。这一理念强调顺应自然，不强求人事，因此，在政治上意味着不用权力去干预一切，而是让天地自然运行，让民众自发自愿地追求幸福。这是一种极其宽松的人生观，也是一种超脱现实世界束缚的人生态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念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特别是在楚威王等一些君主手中，他们通过对《庄子》的解读，将庄子的所谓“虚无主义”之说引入政治领域，以此来合理化自己的统治方式。他们认为，如果能够达到一种超然物外的情境，那么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控制臣民，并实现长久稳定的统治。
这种将抽象哲学概念应用于具体政治实践中的做法，使得原本指向内心修养和个人修行的一些道家教义，被误解成了支持暴政的手段。这也导致了一些反思者开始质疑原有的“无为”政策是否真的适用于现实世界？尤其是在面临外敌侵扰、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不作为”的策略显得不足以应对挑战？
于是，一批新兴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了新的问题，比如：“如何才能使‘无为’与‘有为’相结合？”或者，“在实际行动中如何体现出‘无 为’精神？”这些问题标志着战争状态下的中国社会正在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既能保持个人的自由，又能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大智慧解决方案。
这个时候，儒家的势力正逐渐崭露头角，他们提出的“仁爱”，似乎比起冷漠绝望的情绪，更符合当代人们的心灵需求。而且，由于儒家的教育重视礼仪礼节，与周朝遗留下来的封建制度紧密相连，所以它能够更好地适应那时复杂多变的地缘环境与社会结构，从而获得更多支持者。
尽管如此，随着历史的发展，还有一部分人始终坚持研究和推崇古典道家的教诲，他们试图找到真正理解和贯彻老子所说的“大同”，即每个人都能够完全自由自在地生活，不受任何压迫或束缚，但这已经越来越难以避免直接介入现实世界的问题了，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自己行为来适应周围环境变化的一个时代。
因此，从这一系列事件看出，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国末年的中国社会里，无论是儒家还是其他各类宗教信仰，都在不断努力寻找自己的定位，并尝试通过各种方法来改变那个充满斗争、混乱以及不确定性的小小宇宙。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即便这样的努力带来了某些短暂性的优势，也无法阻止整个文明进程继续演进，最终形成新的文化格局。此刻，就像曾经那些先知们一样，我们也只能静静地看着历史沿着既定的轨迹继续前行，而我们的思考又一次回到了最初——从何处再次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