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字的产生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产物，而汉字又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之一。根据考古发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的先民们就已经发明了简单的记事刻画符号。这些符号的分布范围很广，西起甘肃、青海，东至山东半岛，北起内蒙，南抵赣粤，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遗迹中都有出土，时间跨度则从约六千年前到三千多年前。这些刻画符号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抽象刻画（绘制）符号。这种形式分布最广，延续时间也最长。仰韶文化遗址，包括西安半坡、临渔姜寨、宝鸡北首岭、甘肃大地湾等遗址中均有不少发现。它们主要刻画绘制在黑色纹带陶器的口沿上，一件陶器上一个符号，重复使用，比较有规律。马家窑文化遗址，包括甘肃半山、青海马厂和柳湾遗址等，部分符号和仰韶文化刻画绘制符号相近，还有不少符号完全不同，变化复杂。其他文化遗址如二里头文化、山东大坟口文化、浙江良诸文化等的遗址中都有发现。这些符号的用途尚不得而知，部分学者认为它们已经具备了原始文字的一些基本特点。 第二类是真正的原始文字。最典型的是山东邹平丁公村龙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陶文，在一枚陶片上按顺序刻画着11个字。有学者认为这些文字是彝族先祖所使用的鸡卜文字，基本可以释读，但无论形式结构还是基本含义都与今天的汉字没有什么关系。 第三类是比较具象的陶器刻画符号。山东大议口文化晚期遗址中就出现了一些这样的符号，虽然数是不多，但形象具体，富于直观性。其造型与含义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原始文字，是象形汉字的前身。1997年在山东桓台史家村岳石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刻有符号和文字的卜骨和卜甲，其年代比殷墟甲骨文早大约300年。 中国汉字的产生（二）汉字的产生，有着神奇的传说，其中最主要的是伏羲氏画八卦和仓领造字。《世本·作篇》称“史皇作图，仓颇作书。”《吕氏春秋·君守》篇称“奚仲作车，仓颇作书，后樱作稼，昆吾作陶，夏练作城。‘《淮南子·本经训》称”昔者仓领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周易·系辞》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乌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升，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一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丹之以书契。 庖牺氏即伏牺氏，又作伏羲氏。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话人物。相传他仰观俯察，近取远取，将天地万物概括为八个基本符号，即我们所常说的八卦。原始的八卦虽然不是汉字的始祖，但由它代表和产生的一系列哲学概念，如阴阳、刚柔以及中国书法艺术中许多对立统一的概念，都已经在其中孕育。八卦的卦象用线条的变化组合来表达，更和汉字的创造原理息息相通。八卦及其卦象的出现，说明先民们对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已经有了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并力求寻找出其最根本的规律。汉字线条的创造和利用，完全基于先民对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和对其典型特征的高度概括，写实的象形和抽象的概括同时并存。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运用发展，写实的象形符号化，最终达到具象与抽象的完美结合与统一。正是这种具象与抽象的统一，使汉字的书写生发出无数的变化，包涵有无穷的意味，激发出无穷的想象力，最终成为体现中华民族智慧和美学的艺术。因此，古人视汉字的创造发明充满了神秘。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后叙中将八卦的产生、神农氏的结绳记事和仓颇造字相联系。他说：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奔，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臣仓胡，见乌兽蹄选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 根据现代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汉字的真正创制者是古代的巫史，传说中的仓颇正是”黄帝之史“。”史“在中国上古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们除了掌管占卜、帮助君王决策之外，更重要的职责在于沟通神人。文字的产生，首先要归功于他们。现代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证明，文字发展的直接原动力是占卜。”占卜完全由巫史掌握，文字完全是由他们发展和垄断的。因为要检验后果，积累经验，才会刻辞，逐渐发展了文字。“因此在上古时期，文字由巫师世代相承，并加以发展。商代甲骨文的发展正是这种情形，战国晚期以前四川东部地区的巴人及其所传文字也是这样的情形。 汉字是象形文字，是汉族先民对现实世界的抽象概括。选择了什么样的语言，就选择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形成又促进了与它相适应的语言的发展。汉字是汉语的载体，它们之间正是这样的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象形文字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无限延展性和丰富的想象性，每个汉字可以代表一个意象，由一个意象可以延伸出数个意象，而三个以上至数十个上百个汉字连缀在一起，便可以组成一个庞大的意象群，它生动、活泼，充满不确定性，也许难以表达十分精确的科学概念，却充满着诗意，充满着想象。味之不尽，艳之不绝。因此，由象形文字为载体的汉语，其思维方式完全是诗性的，而它的产生和发展，恰恰是在中华文明的童年。当时，汉族先民们还远没有后世缤密的逻辑思维和思辨能力，还没有割断人与自然之间的脐带。在先民们的眼中，自然万物都有着酣畅而生动的生命，它们与人类息息相通。创造并发展了汉字的巫史们是当时中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的家、科学家、艺术家、道德家、哲学家和国家的主要决策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发展文字的主要原动力是为决策而实行的占卜，而占卜是人类试图把握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第一步主动的尝试。 中国汉字的产生（三）”对原始人来说，占卜乃是附加的知觉，如同我们使用工具能使我们看到肉眼看不到的微小东西和弥补我们不足的感觉，原始人的思维则首先和主要利用梦，然后利用魔棍、算命、晶球、卜骨、龟鉴、飞鸟、神意裁判以及无数方法来在神秘因素及其结合为办法所不能揭露时搜索它们。“在汉字的创造期，它们被刻在甲骨上或陶器上，承载的是神意的启示，是道德的筑语，是中国最早的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因此，汉字的创造和初期发展，是中国先民原始思维的产物，它包含着先民原始的、不自觉的审美意识，并充满了神秘色彩。因此，仓颇的”穷天地之变，指掌而创文字，夭为雨栗。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春秋纬元命苞》）这种积淀于汉字创造过程中的神话宗教意识，使汉字本身有了超脱于自身之外的符号功能，而这种功能正是中国书法艺术产生的客观基础。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名着《古代社会》一书中，曾经对人类文字的发明做过归纳。他认为，人类的文字约发明于文明前夜的蒙昧时期图画文字似乎也是在这个阶段首次出现的。如果说它的发明较此为早的话，那么它是在这个阶段获得了非常重大的发展的。有趣的是，作为一种艺术的一个发展阶段而结果却发明了一种拼音字毋。这一系列相关联的发明有如下述：一、手势或个人符号语言；二、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三、象形文字或约定成俗的符号；四、表青的象形文字或用于简单记事的音符；五、拼音字母或书写下来的声音。因为记录声音的语言是一系列顺序相承的发展的产物，所以它以前的历史进步的出现都既重要又具有启发意义。 摩尔根的这种概括符合世界绝大多数文明民族在其文明发展初期文字产生发展的实际情形，却只部分地适合，！，国文明的初期情形，因为在摩尔根所说的第四阶段上，中国汉字的发展走上了与之不同的方向。当公元前13世纪排尼基人发明字母时，与之同时的中国商代，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相结合的方块汉字已经基本定型。以排尼墓人发明字母并将其传至欧洲为起点，西方以音符字母为基础的拼音字母切断了西方民族原始诗性思维的自然流程。因主客体的分离，迫使声音语言因自身的抽象性而加强了理性抽象力的发展，进而产生了概念性思维，使西方文明逐步走向科学与逻辑的思考。而汉字则不然。以象形为基础，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相结合的形象语言表明中国先民的思维主体仍然处干主客不分的原始点上，仍然需要通过知觉和经验，从整体上把握客观对象和外在世界。因此，汉字具有模糊性、整体性、含蓄性、象征性和关系性特强，而且数种特征共存的特点。模糊性和整体性是用知觉和经验把握客观事物的直接结果，而表达的含蓄性和象征性又源自于从知觉和经验把握而得来的模糊性和整体性。只是随着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中国人的思维顺着原始诗性思维的自然流向而走向了更高的层次。中国书法形式的规范、内涵的丰富、变化的有序、形式的精炼无不根源于此。 中国汉字的产生（四）因此，汉字的发展从根本上带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汉字书写的发展又从根本上带动了中国各门类艺术的发展。书法艺术是中国艺术之根。 中国书法艺术之根是什么呢？是象，是通过具体而微的生动造型所展示、表达出的各种意象。 ”象“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而象形是汉字创造的基本规则。《周IL·保氏》曾经谈到造字之法，包括象形、象事、象音、象声，而以象形为根本。最初的象形字只是象个别物体。之后发展为复合的象形字即合体字。形声字是象形兼具声符，在汉字中的比例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象形文字最后、最进步的发展阶段。许慎所讲的造字六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汉字造字的根本原则，依据这些原则所创造出的汉字，从未脱离过有形可象的基本特征。这种造字法，实际上是以少数较具代表性的象形文字为基本细胞，再由此孽生出成千上万的字来。因此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仓顿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这种”竿乳而浸多“的造字，使汉字具有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具有无限的生长性、关联性和累积性，并向深层进一步发展。汉字的书写也同样如此，特别是行书和草书出现之后。行书和草书以少数最墓本的点画为基础，借助于毛笔的良好特性，草生出千变万化的线条和造型，并且永不重复，其生长性、关联性和累积性丝毫不减干汉字本身的竿乳变化，甚至可以直体千变万化的自然。因此，后人在欣赏、评价书法作品时，总是力求用自然形象来形容书法艺术，从点画到结体，从布局到神韵无不如此，因为非此无以尽书法艺术之美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象。还集中体现在以八卦为基本核心的《周易》之中。《周易》的基本原则是笙数以定象，系辞以释象，据象以定占。卦象是《易》象的基本单位，是“观物取象”、“法象万物”的结果，是对自然物象的能动反映。“兆”是对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推断，意在致力于证明事物之间的既定联系。卦象以一阳艾和一一阴艾为基础，根据不同排列，通过阳艾和阴丈之间的流动、联结和相互的转换，力求直观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在这种思维逻辑之下，六艾的互动、联结和转换形成“象”，并和客观世界之间有了某种神秘的联系，成为预示着某种结局和未来的“兆”。这种思维是跳跃式的，不合逻辑，却富于想象，因此它是一种纯粹而典型的意象思维，它使“意”附着于“象”，并随着“象’的改变而改变。八卦的出现，实际上是对观兆占卜的原始预测方法的一种规范，它力求避免自然征兆、梦兆及钻龟烧灼、观野，同时又不失局部和细节的完美。中国绘画采用散点透视，笼罩宇宙而又不失细微的完整。中国的建筑兼顾宇宙之大和小我之完，力求使人之所居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中国的诗歌饱含宇宙意识，同时又在苍茫无边之中体认生命的意义和个人的价值。兰卒之会，文人雅集，与会之人却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东晋·王羲之《兰辛集序》）在全身心的观照之中领受万物的启迪，领会天地之情、众物之意，由此成为中国艺术家进行艺术创造的法则。传为汉代书法家蔡W－所着的《笔论》中说夫书，先肤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扣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夹。 唐代书法家李阳冰说 缅想圣达立升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之际禹：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鱼虫鸟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位拉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磨·张彦远《法书要录》 引） 中国汉字的产生（五） 李阳冰的这段话，是对中国古人观物取象、观物造书的绝妙描绘。八卦是”观物取象“而得，却几乎脱尽物态，达到从具象到抽象的极致。书法也同样是”观物取象“而得，却不为具体的物象所滞。它通过艺术家的提炼，捕捉自然万物的灵光动态，使笔下气血通畅，充满盎然生机。篆书、隶书、草书等虽然神韵不同，而其最高境界无不与鲜活的自然息息相通。西晋太康年间，汲郡魏襄王家出战国魏国册书十余万言，西晋着名学者、书法家卫恒作《字势》以颂之，”竭愚思以赞其美“，”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其辞日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 间。或宁正循检，拒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烦，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鹤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箱、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曹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 末一句是说，目睹其古文墨迹所引发的联想，不是用言语所能够完全表达的。卫恒《四体书势》引东汉蔡w－的《篆势》说或龟文针裂，栉比龙鳞，舒体放尾，长翅短舟。 领若本提之垂领，蕴若出蛇之缊。扬波振撒，鹰趾鸟衰，延烦胁冀，势欲凌云。或轻笔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水落球丝，凝垂下端。纵者如慈，衡者如编，杳秒针趁，不方不圆，若行若飞，歧妓翔翱。远而望之，若鸿鸽群游，骆异迁延；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伪不可胜原。研、桑不能索其洁层，离妾不能睹其陈间，般、捶揖让而辞巧，箱、诵拱手而韬翰。 又援引东汉学者崔玻的《草势》云 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拒，圆不副挽。 抑左扬右，兀若珠崎，兽肢鸟特，志在飞移；狡兔基骇，将奔未胎……西晋着名书法家索靖在《草书势》中说 盖草书之为状也，碗若银钧，漂若惊育，舒冀未发，若举复出。虫蛇虯缪。或往或还，类御娜以瓜轰，欲奋安而权担。及其逸游盼向，乍正乍邪，骐骥基怒通其，海水定隆扬其波。芝草蒲萄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璐于山丢，飞燕相追而差池这些对篆书、隶书和草书的颂美，都说明了书法家们多么重视在自己的书法艺术之中融入对自然万物的感悟，融入天地之情、万物之意。只有万象皆具我胸，才能在笔下与情意交融。因此，书法艺术之”象“和（（周易｝）之”象，一样，是对自然万物本质特征的物形模拟，它是流动的、交融的。含蓄的、自然的、整体的、模糊的、生长的，万物皆备于我，即万物皆备于书，人书一体，各见情性，意象合一，形神相生。这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每个书法家毕生的迫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