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草书热 草圣张芝
张芝(?一约192)字伯英，敦煌酒泉人，父张焕(一作张思)为太常，徙家至弘农华阴(今属河南省)，故后世又称张芝为弘农人，有“草圣”之誉。张怀瓘《书断》云:“伯英名臣之子，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故时称张有道，实避世洁白之士也。”又云其“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书，出诸杜度、崔缓云”。
张芝的草书，在魏晋及唐人的记载中，评价超过崔、杜。如韦诞评说张芝学杜度:“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超前绝后，独步无双。”从后世的评价中，我们还可了解张芝风格的形成，乃是在继承杜、崔的基础上大胆创造的结果。 一方面他继承保留了杜的“瘦硬”书风，强调骨力;另一方面又在运笔上发展出了腕的动作，即所谓:“命杜度运其指，使伯英回其腕。”因而在骨力以外，又增加“筋”力的内涵。卫灌尝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靖得其肉。”此语虽出自晋人，但说明在晋人的眼中，张芝的草书己完备地具有了骨、筋、肉的审美内涵。 前面说过，崔缓的章草已变杜之质朴为精美，张芝则更向前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伯英重以省繁、饰之钻利，加之奋逸”含。省繁、饰加，即是韦诞所说“转精其巧”，也正如张怀灌所云:“伯英损益杜度章草，亦犹逸少增减元常真书，虽润色精于断割，意则美矣‘至若高深之意，质素之风，俱不及其师也，然各为今古之独步。”“’草书通过张芝的这种加工提高，笔法结字越加成熟，并在当时就成为一种书法的“语言”模式被确定下来，故张怀灌认为张芝之草“精熟神妙，冠绝古今，则百世不易之法式”。}_，张芝的同时代人赵壹曾指出:“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何以草书的书写速度会变慢呢?南朝宋羊欣有一段文字可为极佳的注脚:“弘农张芝……善草书，精劲绝伦。……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书’，人谓为‘草圣’。”既是“匆匆不暇”，必已将信写来的实用草书，改造成了一种具有精密技法的草书艺术，在当时，这种细腻而高超的书写技巧，使得学习张芝的爱好者“展指画地，以草判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觔出血，犹不休辍”。此正反映了张芝的草书，己经是完全独立于实用书写以外的纯书法艺术了。 历史上并没有记载有谁曾整理过草书，从张芝之前的汉简上看，草书虽已有约定俗成的草法，但是省简规范似未完全定形。以史料来分析，可能通过杜操、崔玻至张芝等一批文人书家的努力，使得草书的笔法结字都开始规范，这与《书品》所云“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锤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的分析是符合的。锤矫所善真行，法度没有草书严格，故称其“天然第一，工夫次之”，正在情理之中。这里的工夫二字，显然包括了严格的法度内涵。此外张怀灌《书议》中说:“草书，伯英创立规范，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当也是相同的看法。 张芝的草书墨迹不传，《淳化阁帖》中收人了他的《八月帖》、 《冠军帖》《终年帖》《欲归帖》《二几月帖》等，除《八月帖》为章草，论者以为可靠外，其他诸帖均为今草和狂草。关于张芝创今草之说，历来有争议，这种争议起于唐代。欧阳询认为张芝书为章草，在《与杨附马书章草千文批后》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而张怀灌则认为张芝草书为今草，他批驳欧阳询“一何孟浪”，说:“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至张伯英，即此也。……伯英即草书之祖也。”张怀灌此文作于唐开元十五年(727)，时张旭狂草风靡一时，张怀灌与张旭为同代人，虽然其书论中未尝提过张旭，但显然不会将张旭书风之特征与张芝草书风格混淆。而后世宋代米莆、黄伯思将《冠军帖》等断为张旭所书，只是一种臆测而已。我们虽然不能断定《冠军》等帖为张芝所书，更不认为今草为张芝一人所创，但从汉末至晋代的竹木简、砖刻卜的草书及晋人残纸草书来分析，张芝时代出现类似《冠军帖》这样的作品，或言张芝已具有后世所称今草、狂草的书写技巧，并不是不可能的。随着地下出土资料的丰富，或许可以更清晰地证实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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