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发向自觉的过渡 —审美意识的确立 三国书法,以魏为盛。魏处中土,且因曹氏父子喜文好艺,士林每聚,辄论书艺,这便开启了中国士大夫精神生活中的一种新风气。这种中国式的“沙龙”,对于诗、书、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唐、宋以后,遂成为文人的雅尚。唐时,文人聚会,必相与论文谈诗,此唱彼和。宋、元后,则研习书、画。 《书法正传》载,钟繇少时,随刘胜往抱牍山学书三年。比还,与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批把、魏太祖等议用笔之法。于韦诞座中见蔡邕笔法,因向韦诞苦求蔡琶笔法,诞不与。至诞死,繇令人发其墓,遂得邕法。自此,“知‘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于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据传,因韦诞不以蔡邕笔法示繇,繇竟捶胸呕血,幸太祖曹操以五灵丹救活之。钟繇自谓精思学书三十年,“每见万类,皆书象之”。故其书,“点如山颓,滴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风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人花林”。 在三国前,还不曾有这样痴溺于书法的人。《书断》誉钟繇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所书《贺捷表》,史称为“正书之祖”。而《宣示表》尤多险遇。初,此表墨迹为垂相始兴宝爱,战乱中,始兴犹藏表于衣带。过江后,为王右军所得,右军借王修。王修死时,其母因此表为修平生所爱,遂纳于棺中。《宣示表》的遭遇,也与右军《兰亭》一样,成了殉葬之物。据传《宣示表》为羲之临本。,但颇难置信。张彦生先生说:“王羲之真迹,难取可信证据。魏钟书更是难考。”故,只得“但问书体佳否,不能深究真伪。” 钟繇的名言是:“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至今,仍广为引用。 钟繇历官侍中、尚书仆射,封东亭武侯,本为重臣,资望隆盛则文事易为世所推誉。陈思《书小史》谓繇师法曹喜、刘德升、蔡邕。《书断》谓繇“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蔡琶以隶书称,曾农髯谓隶书至蔡邕乃见性情。用今天的话说,隶至蔡邕才真正从纯实用的性质中脱出,而成为抒写“性情”的艺术。到了钟繇,楷法便告完备。繇以三十年心血,究习笔法,乃至“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可以说,技巧论的确立,实从钟氏始。 史称三国为书体“一大转关”,这是一个古篆、隶在实用领域内逐渐为今书汰弃的时代,而钟a正是这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他上承蔡邕,下启右军,解散隶体而为正书。从艺术角度说,明确追求书法意识的人,也应首推钟繇。“流美”之说,在书法史上有重要意义,它最早提出从“美”的角度来审视书法创作,将实用性的写字与审美性的创作区分开了。 汉末、三国间,不仅书体处于遭变中,而且,工具的更替也完成在这个时代。 广义的“纸”,即是书写的承受物,大体地说,秦前为甲骨、金石,秦、汉则以简、牍、缣、帛为主。而狭义的纸,则是指植物纤维所造的。通常的说法是,这种以植物为原料来造纸的发明者,是东汉的蔡伦。但1957年在西安东郊溺桥出土了西汉纸。其所以断为西汉纸,是因为同墓出土的器物“不会晚于西汉武帝”。据此,则纸的发明权,当不应归于蔡氏。但可推断,至东汉时,纸的制作已成熟了,蔡即制纸的专家。 至今传世的最早纸本法书,是西晋陆机的章草平《复帖》。《平复帖》是陆机在西晋武帝泰始初年写的。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04引《陆云集》中陆云致陆机书云:“前集兄文二十卷,书工,纸不精,恨之。”这种南方所产的麻质劣纸,便不如北方曹魏时期的左伯纸精良了。左伯纸在汉末、曹魏时名重一时。在晋及南朝齐梁时代,竟有不少文人咏纸的诗、赋,如晋代傅咸《纸赋》云:“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已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南朝梁人肖绎《咏纸》云:“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南朝刘宋时张永,以自制纸墨作隶。 即此可知,在魏晋时代,一切促成书法成熟的条件都已具备了,书体的变革已完成,技巧的积累已极丰富,在观念上从实用向审美的转换也完成于此时。东汉桓、灵时代是刻石最盛的时期,魏、晋禁碑,恰好促成了以纸书写的势头,而纸的制造到魏晋时已臻于成熟。从东汉末的蔡邕,到曹魏时的钟繇,是一个孕育伟大艺术家的时期,王羲之继此问世,断非偶然。 三国的吴、蜀,地处偏僻,以书名世者不多。这个时期,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尚未为士林普遍慕尚。在地域上,乃以中土为主,书法的南移,是此后晋代的事。这种地域局限,是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汉自武帝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出生地山东曲阜一带便自然形成文化中心,故桓、灵时代的石刻,主要汇集于这个地区及京师。待兰亭盛事出,便标志着中心的南移。地域变化,书风亦新。而且,汉及三国时代的书法,主要是纪功载业的彰德之文,或为墓志,或为表告,都是内容严肃,书风朴穆,与此大有关系。至其后.书法便多是信札、美文,如《兰亭》便是写景抒情之作,文体的变化,也便相应牵动书法。时代推移,地域更动,功用不同,书法思想也便随之变化。 三国前书法虽已有辉煌的历史,但那些精妙的金、石,主要仍是从实用观念出发创造的。钟氏沉醉于书法,潜心地研习技巧,其主观动机,是要“流美”,而非实用。这种明确的艺术自觉意识,对于书法艺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